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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镜听:我为死囚写遗书


马金瑜

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推上这条不归路呢?我想斗胆问一问世人: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些人就是那么无辜?是不是随着一声枪响,随着死囚身份的结束,所有的责任都让死囚带走了?——欢镜听


“哎,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好朋友。”
2005年夏天的一天,在四川省江津市的一个机关家属院,收破烂的人对坐在墙角看书的一个年轻女人说。
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冒皮皮是江津本地方言,意为撒谎、说大话,等等。
眼前这个收破烂的人和他的很多同行一样,背着竹背篓,手拿电喇叭,整天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里乱窜,边走边喊:收书本报纸——年轻女人不可能想到,她面前的人正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
欢镜听为130多位死囚写遗书,出了书,但这个江津市文化馆的干部,江津市小有名气的作家,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2005年,有一个月,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当了一个“兼职拾荒者”。

第一封死囚遗书

1996年10月,欢镜听因4万元账目问题入狱,在服刑期间,因为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他不必白天黑夜地锁在牢房中,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即便如此,第一次为死囚写遗书,依然让欢镜听“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颤栗”,他还从来没接触过死囚,觉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才会有这个下场”,内心非常不愿意。
执行第一个任务,欢镜听在死牢门口站了几分钟都不敢进去,那是1996年的冬天,重庆是个山城,晚上雾气很重,他还记得,从大门外看进去,“雾气从铁窗里渗出来,觉得自己浑身发抖,背上冒冷汗”。
因此,当欢镜听盘腿坐在死囚对面,将一床铺盖放到中间,再把稿纸摊开在铺盖上时,他的全身肌肉还是绷得紧紧的,手也在微微颤抖,钢笔尖接连划破了好几张稿纸。
死囚艾强反倒笑起来,似乎明天要去参加工作一样,说:“明天上路的是我,你害怕啥子?”
欢镜听笑得很尴尬,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花两块钱买了一包软盒的“山城”香烟,递给艾强。
艾强马上站起来就要给欢镜听磕头,被旁边看管他的犯人按倒了。
——1996年7月3日,不到20岁的艾强晚上外出散步时,因为身上只有5元钱,被一位误以为他是有钱老板而纠缠上来的“夜莺”辱骂:“我早先以为你是一个大老板,没想到是一条干滚龙(无赖)。”就在这天,艾强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抢劫杀人。
欢镜听后来才得知,死囚中有一种非常迷信的说法:倘若某死囚在送上刑场前,有人无意中送了一包香烟给他,那么,他将很快地投胎转世;而且,香烟越高档,投胎的人家也就越殷实。
经艾强口述,欢镜听为他写下遗书: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然而,就是您这个老实、本分的儿子,却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再有十多个小时,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生命就将终结了,我可以想象您痛苦的情形。但是,妈妈,我希望您尽快忘掉悲哀,尽快忘掉您这个无知的儿子。因为无知,我闯了大祸;因为无知,我失去了阳光明媚的世界。我希望来世,能够重新做您的儿子。妈妈,亲爱的妈妈,永别了。
不孝儿:艾强绝笔。”

龙四的担担面

当欢镜听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颤栗因司空见惯渐渐趋于平常,到后来,坐到他面前的,似乎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场上那些待宰的活鸡,“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着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但一个名叫龙四的死囚却再一次震撼了他的内心,“没有龙四给我说的重庆担担面的故事,就没有这本书。”
1986年,重庆的冬天,对走出牢门的龙四来说,多雾、潮湿,而且还寒风嗖嗖地阴冷。龙四裹着一件污迹斑斑的军大衣,饿得甚至想跟联防队员打一架,因为只要关进班房就有“政府饭”吃了,就能把肚子哄住了。
龙四先是走到一家饭店门口,想讨一碗热汤喝,刚将前脚踩到门槛上,几位帮工立刻堵到他面前,挥着手臂,不客气地喝斥道:“滚滚滚……”
一个卖担担面的中年妇女正蹲在街边,然而,几乎就在龙四的眼光扑到那些面条上的同时,那位中年妇女立即觉察到了。龙四没走上三步,她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挑起担子一阵风似的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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