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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王族后裔今何在


刘治立

吐谷浑是中国古代西北很有影响的鲜卑族政权,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吐谷浑政权控制着青海大部及甘肃、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土地,曾经消灭了赫连氏建立的夏政权,对北魏、隋朝和唐朝统治构成一定的威胁。唐贞观九年,大将李靖等率数路大军西击吐谷浑,其国势逆衰。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发兵袭击并灭掉了立国三百多年的吐谷浑政权,吐谷浑王诺曷钵被迫率领部族数千帐投奔唐王朝,被安置在灵州(今宁夏吴忠县),唐朝在这里设安乐州(先在灵州,后迁移到环州,今甘肃环县)。后吐蕃陷安乐州,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
关于吐谷浑王族后裔的去向问题,一般都认为是今天生活在青海的土族,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吐谷浑灭国后,一部分人迁移到祁连山附近生活,迁居安乐州的部分人也“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新唐书》卷二二一)。但是随同慕容氏数代可汗定居安乐州的“退浑”(《旧唐书》卷一九八曰:“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们的子孙后代都到哪里去了呢?在吐谷浑东迁后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宁夏灵武和甘肃庆阳一带还有没有留下吐谷浑的后裔呢?历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学术界对此也没有多加关注,这样,吐谷浑的后裔似乎只剩下生活在青海省的土族了。
原庆阳市档案馆馆长慕思恭先生主编的《镇原慕氏族谱》以大量资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镇原慕氏就是吐谷浑慕容王族的后裔,他们虽然早已汉化,与当地汉人无异,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祖先是吐谷浑慕容氏的事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其实“史失而求诸野”对于历史研究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翻阅《镇原慕氏族谱》,我认为,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族家谱,而是一部包含着重要的民族融合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著作。
首先,从内容看,《镇原慕氏族谱》记述了吐谷浑立国三百五十多年的盛衰荣辱,吐谷浑慕容家族败落后,五代宋夏金时期慕容氏族及环州慕氏的重要活动和历史影响,及明朝嘉靖年间环县贡生慕永忠落居镇原后五百年间镇原慕氏的发展源流。
族谱中关于吐谷浑的历史,与正史记载基本吻合,但也有与新旧《唐书》不太一致的地方。如《新唐书》卷二二一记载:“及诺曷钵至京师,帝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末,拜左领军卫大将军。久之,摸末死,主与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来请婚,帝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而《镇原慕氏族谱》根据《大周故青王墓志铭》认为:诺曷钵十七年四月,唐高宗以会稽郡王李道恩三女封金城公主许婚,至二十九年,慕容忠十七岁时与金城公主完婚。孰是孰非,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关于五代两宋时期环州慕氏的重要活动和历史影响,《镇原慕氏族谱》从各类史书中搜集了许多关于慕容姓氏人物的活动,指出这一时期慕容氏多以武功显赫,如慕容延钊曾为赵匡胤立下汗马功劳。北宋庆历年间,环庆路吐谷浑人有两万余户,其中慕容氏族主要集中在环州,时为环州大姓,他们已简姓慕氏,是当地蕃族的首领。范仲淹在《种院使世衡神道碑》中说:庆历二年,“余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乃召蕃官慕恩与诸族酋长八百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彩以悦其意”,可见当时慕容氏在诸蕃人中的突出地位。两宋时期环州慕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如慕恩、慕洧等的归属问题,在宋夏、金夏的对峙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几方面都在极力拉拢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拉拢慕氏家族。以往我们所见到史书中讲到环庆路的蕃族,如熟蕃、生蕃,往往认为就是东山党项人或者唐朝时期留下来的吐蕃人的后人,却忽略了吐谷浑人的活动。《镇原慕氏族谱》 的家族历史追述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宋朝时期环庆路的吐谷浑人,数量和影响绝不亚于党项和吐蕃人,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必须关注以慕氏为代表的吐谷浑部族的活动。
关于镇原慕氏的发展源流,族谱从明嘉靖年间环县贡生慕永忠出任镇原县教谕,落居镇原讲起,详细记载了500年来镇原慕氏25世的沧桑历程。其第三卷《氏族逸事》,从正史、家乘、碑铭及家族传闻中总结出有关慕(容)氏宗族的37个历史故事。我认为其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就是真实地记载了清同治年间陕西马正和等人的回民军队在镇原与慕氏家族的流血冲突的片段,在这次冲突中,慕寿祺的爷爷、叔父等76位慕氏族人死难。
民国年间慕氏家族的著名人物为慕寿祺(1874~1947年),字少堂,镇原平泉古城山人,慕永忠的十八世裔孙,曾先后担任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甘肃省长公署秘书长等职。1935年转入学界,任甘肃学院文史系教授,潜心教书和做学问,兼通文学、史地,著有《甘宁青史略》、《经学概论》等三十余部书,《甘宁青史略》等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西北历史时不可遗漏的文献。
其次,该书既有姓氏文化价值,又有民族史研究的价值。
姓氏关系着我们的历史与血脉,祖先历经的苦难和辉煌通过这血脉流传到现代,从姓氏到家庭,从家庭到家族,从家族到家族文化。在家族文化里,我们既可以阅读到古往今来的政治、经济、教育、道德,也可以了解到祖先的生存状态、处世为人、价值观念等。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提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管之下”,将氏族志提高到史的地位。可以说,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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