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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沦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的互补共生


赵洁

  赵 洁

  (兰州交通大学外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是文学译者一直以来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备受众多翻译工作者关注。本文回顾了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历史,通过对归化和异化对立及统一的分析,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翻译造成不利的影响,译者应该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 (2011)08-0092-02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在《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这一对翻译策略,此后,很多翻译家及学者又从不同角度不断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传统翻译研究界一直认为,翻译只是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行为。这种观点不仅引发了无休止的直译和意译之争,而且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的性质也越来越引起翻译研究者的注意。自此,归化与异化之争也开始浮出水面。

  一、归化和异化概述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所谓异化,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主张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以抵御为目的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而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

  二、归化和异化研究综述

  归化翻译的肇端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在英国翻译史上,从德南姆、德莱顿、到泰特勒,都主张通顺翻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通顺翻译就成了英语翻译的规范。19世纪初,异化翻译在德国兴起,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的演讲中提出:异化翻译有助于建设民族文化、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丰富祖国语言。以解构主义翻译策略成为异化翻译的代表人物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运用批判的观点,追溯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揭示了通顺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是其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美文化中,一直以提倡通顺翻译的归化理论占主导地位。在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归化的翻译理论当以奈达的理论为代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100多年中,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的头10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10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第四次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10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189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先后翻译了180多种西方文学作品。当时的翻译者考虑的并非是要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适应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晚清时期,白话运动蓬勃开展,但当时的译者除个别以外,都不愿用白话文翻译,而坚持用文言翻译。这样不但读者觉得晦涩难懂,译者自己也觉得颇受束缚,不得不对原文加以改动和删减。所以,为了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译者大都采用叙述法,常常出现译文的夹议夹作、改写改译。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少数外来词的引用外,基本上以归化为主导。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当时的作家和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提出“易解”和“丰姿”是翻译的双标准,较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具有更大的涵盖力,使其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因此,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译界在翻译方法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朱生豪于30年代中期走上翻译道路,他在《(莎上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明确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的硬译.提倡保持原作的神韵。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比较强调传达原文的神韵,比较看重译文的通顺流畅,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随意“更易原文之结构”。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地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所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方法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倡导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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