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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而快乐的石方禹


江 平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石方禹先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戴着呼吸器,插着氧气管,见我去了,瞪大眼睛看着我,竖了竖大拇指。我明白,他又想让我给他说段子。我常和病榻上的老前辈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但是面对一个垂危的无法说话的老人说段子,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可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有种渴望!我知道,长年卧病,虽有亲人陪伴,但对一个一生爱热闹的人来说是比死还痛苦的事情!于是,我用晋中话说了一个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在苏州吃早点的段子,用绍兴话说了一个孙道临和王文娟是喝罗宋汤还是吃小馄饨的段子……他笑了,笑得很灿烂,像个孩子,像个顽童。
  那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几桩事……
  一桩是先生自己说给我听的。那是他小时侯的“劣迹”。6岁那年秋天,他上一年级。开学那天,富家子弟石美浩(先生的原名)穿着白色的海军服在校园里欢快地乱窜。他见一幢楼房空空无人,颇觉好奇,便跑上去玩耍,谁知这楼是年久失修的危房,随时可能倒塌。小顽童恰好被路过楼下的校长发现,喝令他下来跪在操场上示众。石少爷是生在印尼的归侨子弟,父亲乃福州医院院长,从小娇生惯养,哪受得这等屈辱?他站在太阳下就是不跪,校长恼羞成怒,一脚把他踢倒跪下。石少爷天生反骨,猛地站起一头撞向校长,把那个封建老顽固顶个四脚朝天……从此石家少爷开始了他的“逃学”生涯。他几乎是一早背着书包出门,然后猫在图书馆一天再回家。因为旷课,学校一次次体罚他,他就一次次反抗,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国文无师自通,算术从来没及格过。没辙,四年级就读了三次。这就是少年石方禹……
  第二桩事是谢晋导演说给我听的。1999年,美国向我驻前南使馆投掷**,激起了谢大导演的爱国热情。他听说我去北京送审永乐的电影《黄河绝恋》,气不打一处来:“美国佬扔我们**,你还替他们歌功颂德?”我解释说这是一部歌颂中国军民救助美国飞行员的电影,谢导扯着大嗓门道:“该歌颂的要歌颂,该揭露的也要揭露。你知道当年的‘沈崇事件’吗?你去北京问问石方禹!他是笔杆子,应该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
  那是1946年的圣诞夜。驻扎北平的美国士兵皮尔逊酒后寻欢,用残暴的手段强行奸污了北京大学19岁的女学生沈崇。事情发生后,学校师生义愤填膺,准备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北平当局奉旨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工具,污蔑沈崇是“自愿劳军”,为美方百般辩护。当时年仅20岁的石方禹正在燕京大学读一年级,闻此事怒不可遏,他借助一个和沈崇有亲戚关系的小学同学,设法寻找到被害者家中。当时,沈崇住的胡同岗哨林立,特务如蚁,石方禹竟然扮成福建茶商,混入沈崇居住的大杂院,然后以一个新闻系学生的身份和沈崇长谈,了解了第一真相,随后很快写出两千字长文《沈崇访谈记》发表在燕大校报上。文章迅速被解放区和海外进步报刊转载,一时间,全国震惊,北平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而石方禹却被列入暗杀黑名单……
  还有些事是他的好友、上影徐桑楚老厂长说给我听的。
  解放后,石方禹回到内地,任职上影,写了几部电影,其中有大明星陈天国主演的《天罗地网》,有刘琼导演的《小足球队员》,作品不多。并非他不努力,而是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他常在矛盾中提笔观望。有情绪有想法,憋不住他就要“放炮”。因为反对大办省级电影厂,他被下放安徽当了两年炼钢工;因为反对删去重拍片《年轻的一代》中周总理设计的台词导致江青大骂“石方禹很顽固”,停职挨批;因为不愿在电影剧本中增加“走资派还在走”的情节,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勒令到农村监督劳动;因为欣赏“摘帽右派”吴贻弓的才华而向领导提议“别让小吴再烧锅炉了”,被扣上“拉帮结派,臭味相投”的帽子;因为抓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他和徐桑楚向当时一位“左”的流毒很深、尚未解放思想的领导汇报时,与上司严重冲突,争得面红耳赤时,石方禹竟敢摔门拂袖而去……
  这就是先生,一个有个性有棱角的石方禹。
  我从上影调京到电影局工作后,一日和曾经担任电影局长的先生聚会。饭桌上有朱永德、陈景亮、王凤先、李国民等老师。方禹先生说:“你既要当官,就得为百姓多做事,能否做得到?”我点头。他又说:“送你几个字,是陈云同志的为官之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惶恐说:“做不到……”他先是一愣,继而笑了:“你这小子还算诚实,好,能说真心话也不错……”
  先生被诊断出癌症后,我去看他,不敢问他病情,只是闲聊。他突然说:“多讲几个段子,等有一天我见了夏公、荒煤、丁峤,我也学给他们听听……”
  我当时心里一酸……
  责任编辑/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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