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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自己的女儿忧心


杨建业

  妻子一位闺中密友最近突然和她有些生分了。这位密友是个很热情的人,曾帮过妻子不少忙,前两年为某事须劳动公安,就是这位密友到派出所找的熟人,帮了我们大忙。事后我们想请密友和派出所的那位朋友一起吃顿饭,以示谢意,却被密友婉拒。两家关系一直不错,如今密友却突然生分起来,令妻子百思不解。最近,妻子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当初只是请人家吃饭有些太轻了?妻子的“反思”是建立在如下事实基础上的:也是我们一个亲戚,请他的一位朋友帮了一个忙。这个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举手之劳的小忙,但这位亲戚的“感谢”却令妻子目瞪口呆:一出手竟在万元以上,完全超出了我们所理解的人情答谢,双方一来一往,简直就和行贿与受贿差不多。相比之下,密友帮的忙要比这大多了,而我们只是想请人家吃顿饭岂可摆平?中国人的特点是,有想法也不明说,你自己掂量着去。倘掂量不清,以后再找人家,门都没有。妻子说,当今时代,大家都这样,也都认为应该这样,这已成为“共识”。你不这样,藐视这个“共识”,就会成为另类。

  当妻子告诉我这一切时,我怔了很长时间。上述事例就发生在我身边的教育界。作为教师,我是一直谢绝学生任何形式的礼物的,同时也拒绝和他人发生一切人情以外的钱、物来往。否则,不仅有损自己的清誉,也是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我没有能力反他人贪贿,只想洁身自好。但如今,朋友熟人之间的帮忙,都要拿钱说话,世道世风就是如此。活到这把年纪,虽暂时无求于人,但女儿还小,谁敢说以后不会为她去求人呢?中国素来是个人情大国,但“人情”到不花大钱就办不成任何事的地步,却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我能保证自己以后不去违心地向人家行贿吗?我第一次感到,对自己竟如此缺乏信心,因而十分沮丧。

  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上上下下凝为一体的共识。像日本,主妇上街购物,都尽可能购买时令蔬菜和水果,而很少买反季节的,因为生产这些蔬果,需耗费更多的能源。环保和节能竟能如此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就是因为举国上下已成功地凝聚了这种先进的国家共识、民族共识。还有些国家,如欧美诸国,自由、公正、民主是它们的共识。而我们呢?30多年前曾形成过一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共识,也曾极大地焕发了国人的建设热情,这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如今从官场生态到民间的日常生活,行贿几乎内化成国民的一种习惯,“不行(贪)贿就办不成大事(有时连小事也办不成)”几成一种国民共识,成了一种亚文化,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也因为这些“共识”,我们每年都要为腐败埋单。而且看来还不只是当代埋这个单,下一代、下下一代可能还要继续埋单下去。因此,它腐蚀、涣散的不只是这一代国民的心,或许还将涣散、腐蚀着下一代、下下一代国民的心……有如此腐朽的“共识”深入当代中国的官心、民心,中国能真正崛起吗?

  这样说,也许陈义过高,上纲上线了。但这件事已影响到我们自己生活的态度则是无疑的。新年前,幼儿园老师打电话借谈孩子表现时,已有了暗示。妻子和我商量该怎样向老师表示时,我无力地点点头。但我们一致认为做这件事时必须避开孩子。不要污染了孩子那幼小纯洁的心灵。但我仍然惶恐不已。孩子终归是要长大的,幼儿园、小学时他(她)们或许不懂成人的丑恶,但中学、大学时还不懂吗?何况,现在在小学生作文中不是都已出现了“将来长大要当贪官”的愿景了吗?

  后来妻子给我详细讲述了她送卡的经过。女儿班上有三个女老师,她避开众人耳目,分别给这三人一个一个地送。而这三人在礼卡面前也表现迥异:王老师,年龄最小,2010年刚来,或是单纯、胆小的缘故,怎么也不接受礼卡,推让了半天,没有送出去;刘老师,是2009年来的,年龄也较小,送卡时推让了好几个来回,最后才十分感谢地收下了;马老师(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30多岁,是班主任,也是另两个老师的上级老师,对我们的礼卡只是淡淡地说声谢谢就笑纳了,显得十分坦然,还有一份司空见惯的“成熟”。从王老师到刘老师再到马老师,我仿佛看到了女儿以后成长的一条清晰的轨迹。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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