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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


赵 敏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各种文体都很完善,作品也浩如烟海。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更是辉煌灿烂,艺术水平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但是中国古代的叙事诗与抒情诗相比成就和比重都小了很多。本文拟从叙事诗的功用、中国古代诗论的偏好等四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因素。
  关键词:中国古代 叙事诗 不发达 原因
  
  诗历来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体,各个时代杰出的诗人诗作层出不穷。从周朝的《诗经》到汉朝的乐府诗、古诗十九首,到唐诗的极大繁荣,宋元明清诗的继往开来,诗一直在我国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国古代诗歌偏重抒情,叙事诗的成就和比重则相对较小。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叙”为“次第也”;“事”为“职也”。又《国语·晋语三》与《礼·大学》的解释,分别以“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都有“叙说、记述”以及“事件、事实”的意思。而“叙事”两词一起出现在古代文史著作中,则多为“记述事实”,“把事情前后经过记载下来”的含义。中国古代叙事诗也不乏名篇,如《诗经》中就有《生民》、《公刘》、《谷风》、《氓》,乐府中有《战城南》、《陌上桑》、《羽林郎》。唐代有《长恨歌》、《秦妇吟》等,更有《木兰诗》、《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之作。但是与西方同时代的宏篇叙事诗作相比,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在规模与数量上相比也差距甚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记叙的任务主要由“史”来承担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记史的“巫史”,书史传古,载文记言。“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商书》、《盘庚》、《微子》等都是出自巫史之手。”(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由于受书写材料的限制,记事比较简短。再者,中国古代记史向来是为了借鉴之用,基于这种目的,记史就要求不夸张、不虚构,只重实录。再加上后来儒者“不语怪力乱神”,将神话都转化为“史”,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虚构和幻想。这样情节曲折的长篇叙事诗产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以道德为本位的诗学观,是其哲学思想的必然延伸。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也可以说是现实生活的哲学,它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他主张在不违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种思想反映到诗歌问题上,就认为可以通过诗歌来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揭发政治上的弊端,以引起上层统治者的注意,肯定了“诗可以怨”。但这只是说诗歌有向统治者讽谏的作用,是从诗的社会作用上论诗,而不是说诗歌可以记载神话,传奇以供娱乐。
  
  二、中国古代诗论对形象的淡化及模糊性
  
  从诗歌语言的表现特点看,中国古代诗歌简约、清隽的风格决定了中国古代不会产生鸿篇巨制的诗史。以《诗经·生民》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讲述了姜嫄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帮助的经过。这种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表现手法既制约了古诗创作的篇幅长短,使其不可能向长篇史诗发展,同时又呈现了别国诗篇无法媲美的精巧玲珑、微言大义。
  老子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庄子提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和“至乐无乐”的说法,就集中表现了他们的文学艺术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家的文学观念比儒家的诗学观念还大,这是因为儒家主要是从诗歌的外部规律发生影响,而道家则从诗歌的内部规律上发生影响。尽管魏晋以来,哲学上“贵有”和“贵无”两派激烈争论,但是老庄的崇尚虚无以及有、无相对论却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态。这种哲学观念和民族文化心态,不能不影响到艺术创作,绘画讲究“空白”的作用,音乐讲究“无声胜有声”,而在诗歌上就讲究含蓄、淡泊,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创作这种倾向反映到文论上,就必然要讲究“虚实”、“繁简”、“浓淡”、“隐秀”等关系问题。在虚实关系上,总的要求是要虚实相生,但认为“景实则无趣”,“太实则无色”,强调“景虚则有味”。皎然认为“兴”所追求的审美境界是“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为“诣道之极”(兴的研究概况)。中国诗歌讲究“意境”、“余味”,即自然而不失诗意。如果说“味”所强调的只是诗歌形象自身必须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话,“余味”所强调的则是诗歌形象的内涵应给予读者以无穷联想而产生深远强烈的美学效果。诗之有余味,关键在于意象的含蓄、蕴藉。在我国诗歌中,意境往往蕴涵一种虚实相生、空灵晶莹的美学要求,它集中体现了老庄美学思想与禅宗佛教意识对诗歌审美的浸染。
  这种理论的偏重还表现在对叙事诗的直接否定上,如明代陆时雍断言:“叙事——绝非诗家所需……叙事则伤体……”清代王夫之对《石壕吏》的评价是“于史有余,于诗不足”。清人叶燮在《原诗》中对《长恨歌》的评价是“拙于记事,寸步不遗,不得诗人法”。翁方纲在其《石州诗话》中则说:“诗至元白,针线钩贯,无手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尽耳。”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当时流传甚广,“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但在当时的诗评家眼里,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传统文体学,从挚虞《文章流别论》到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始终没有“叙事诗”一体。仅在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孔雀东南飞》中,初见“叙事体”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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