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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友谊——外公冯乃超与鹿地亘


  

  李丹阳

  上世纪70年代,我的外公冯乃超从广州回到北京居住。他在家里挂着一幅不大的风景油画。外公告诉我,那是他的日本友人鹿地亘画的。后来我才知道,鹿地亘在抗日战争中曾任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负责人。

  鹿地亘1903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外公冯乃超生于日本横滨进步侨领家庭,曾就读东京帝国大学,与鹿地亘为文学系的同期学生。他在校知道鹿地亘,但彼此没有交往。

  九·一八事变后,鹿地亘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辗转来到上海,上海沦陷后,鹿地亘夫妇避难香港。

  外公冯乃超1927年归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严重破坏,他受命到武汉在其岳父李书城(辛亥革命中为黄兴的参谋长)手下任职,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七七事变后,他从隐蔽状态走出,投入抗战文化工作。抗战初期,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是主管宣传工作的。郭沫若时任第三厅厅长,他出面请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

  1938年初,鹿地亘致信郭沫若,希望对方能给他在武汉介绍抗战工作。郭沫若为此专门去找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对敌宣传必要,并请日本朋友协助工作。陈诚当即表示赞成,安排鹿地亘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冯乃超是七处第三科科长,负责对日文件起草,协助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冯乃超和鹿地亘这两位曾同在日本最高学府就学的中日左翼作家并肩工作,很快成了很好的朋友。在鹿地亘眼中,冯乃超尽管文弱,却是一位“胸襟开阔、宽容大度的文化干部”。两人一起编写日文宣传品,用于在前线散发、对日本国民广播和在日本上空投放;一起编教材培训日语人才,还曾亲到前线慰问。

  1938年8月,鹿地亘向军委会建议设立对日军战俘进行感化教育的收容所。以后在湖南、广西、四川、贵州陆续设立了这样的收容所,亦称“和平村”。鹿地亘常到收容所讲演,与日军战俘谈话,还向他们讲解中国抗战歌曲《长城谣》的内容。经过耐心说服,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被教育成反法西斯战士。鹿地亘曾写《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收访问记》一书,由冯乃超译成中文,连载于《救亡日报》上。镇远日俘所由于管理工作有成效,曾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

  武汉沦陷前夕,鹿地亘夫妇随三厅一些人员撤至湖南。在长沙大火中,他们与冯乃超等脱险,一起乘车赴衡阳;随后辗转到贵州、广西。1939年初,奉周恩来指示,冯乃超以政治部的名义在桂林筹办日语政治干部短期讲习学校。鹿地亘协助冯乃超对教材、科目等做了充分准备和计划,并担任该校特别教官,对各抗战部队抽调来的青年军官进行培训。在桂期间,二人住在一起,亲如兄弟。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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