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为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卷》(图l、2、3,佳士得1994年《中国古近代名画拍卖图册》,估价$15.000—20.000元),水墨绢本,纵27厘米,横452.5厘米。款识:“庚辰春仲客燕京,临丁南羽(云鹏)祖师待诏图。老莲洪绶。”钤印:“绶”、“章侯”及陆心源藏印凡七枚。图册称该图卷见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二第四页著录。
如果单从著录的情况来看,这件图卷应该是—件流传有序的作品,然而事实上它却是一件既不类丁云鹏画风又不合陈洪绶笔性且画艺—般的赝品。
诚然,作伪者对待这件作品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庚辰春仲客燕京”正符合陈洪绶的行踪,“庚辰”为1640年,当时陈洪绶正在作其一生离家时间最长的远游,即崇祯年间在其四十三岁时被召入宫,任舍人,临摹历代帝王像,因而得饱览宫廷名画为客三年的时期。作伪者正是掌握了陈氏客京并领命“临摹”时期多临摹少创作这—行迹,继而抓住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二第四页的文字记载,煞费苦心地动起了作伪纵27厘米,横452.5厘米巨幅手卷的造假工程,煞有介事地“临摹”起来。
我们不否认陈洪绶在京期间临摹过丁云鹏画作,至少我们应该相信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的记载不是凭空杜撰的。作为宫廷画家丁云鹏曾经创作过相当数量诸如《三教图》等道释佛像,然考其线条风格特征似乎多是宗吴道子、李龙眠(公麟)、禅月(贯休)、金水(张玄)的高古游丝描和铁线描,其笔下的道释佛造像形象夸张、变形,极富装饰效果,然又“丝发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按丁云鹏存世墨迹,与这件《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卷》的所有人物的线条特征及水云、山石、构木无一合处,非但线条没有转折宛若绕指之钢的奇趣,构图也平实繁琐,道释佛像的造型刻画,也与丁氏面目迥异。要言之,大凡画道释佛像,应以道释佛的精神气质为依托,面部表隋、形体神态、衣物结构当与画凡人有别,而这些包蕴着“禅机”的环境气氛并不是所有长于白描者都能做到的。画道释佛像,不但要有深厚的笔墨功底,而且还要有相当深厚的道释佛学的修养,惟此,方能形神毕肖,得超凡脱俗之风神。不谙道学佛法,那种仙风道骨之境界无论如何是表现不出来的。
《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卷》虽说在云中、水上、林间画了数十位祖师,然整个构图布局给人的感觉却是凡界的气氛,几类文人骚客的聚会,人物造型也平庸乏趣且有几个人物的神态几乎—致。这些都是因为作伪者不仅不懂“丝发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的于云鹏的绘画风格,也同样是不懂在17世纪众多具有彻底个人独特风格的艺术家当中,号称第一人的陈洪绶的艺术特色。
假借某画家之名“,临摹”前代某画家作品这种不存个性风格的作伪,是作伪者惯用位俩,也是最具欺骗性的手段之一,尤其还有某些史料的记载为依据。但是,作伪者的聪明处也正是其破绽处。因为任何一位有个性的画家临摹前贤,其在作品里或多或少都夹杂有个性色彩和行为惯性,只有蹩脚的画家才会去依样画葫芦,所谓高明者师其心而不师其迹是也。陈洪绶正是这样—位自始至终不为他人所役且学画伊始就显露其迂拙、怪诞、诡异表现手段的画家。根据周亮工《读画录》和毛棠奇龄《陈老莲别传》的记载,其弱冠之年摹杭州府学李公麟七十二贤石刻及周防美人图,临摹再三然而却“不规规彤似”,变易其法,旨在遗貌取神,化古为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陈洪绶早年的一些“仿北宋人”、“仿道君(赵佶)”、“仿李伯时(公麟)”、“学崔白”的作品中得到证实(如图4至图7)。弱冠既已如此,何以在其艺技成熟、自立门户的四十余岁时对“前贤”的笔墨反倒亦步亦趋呢?这显然不是陈洪绶的个性。
具体说来,我们河以从《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卷》的局部图(局部1至局部5)来看,其为人、为云、为水、为石、为树、为动物,线条刻板而少“清圆细劲”“超拔磊落”的情趣,几乎无—处存丁云鹏、陈洪绶的“故态”。所谓“故态”,即我一向主张的行为惯性,而这“行为惯性”也就是谢稚柳先生所说的“少年时故态”,它不因年龄的增长和技艺的老到而有什么本质的变易。我们从丁云鹏不同时期创作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不变的“故态”是—如既往的。所谓“画如其人”,我的理解是:如其学识、如其功力、如其修养、如其个性、如其才华。要想准确无误地考证其画,必先深入细致地考证其人。任何时候,人(作者)是第—要素,此是法,也是理。
《临丁南羽祖师待诏图卷》十分低劣的题款书法,与陈氏风雅遒逸的法书简直是相去甚远,而且题款的格式也与陈氏不合。如果将款识验之整幅画作,从笔性、功力来比较,疑出二人之手,很有可能是作伪者将一件无款旧画或是将原画款识割去继而根据陆氏《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二第四页的记载题写上“庚辰春仲客燕京,临丁南羽(云鹏)祖师待诏图。老莲洪绶。”字样并钤上“绶”、“章侯”印章的,至于七枚陆心源收藏印,也是依傍《穰梨馆过眼录》如法炮制的,其目的是惟恐他人不信其真再上“保险”的。作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的楼主陆心源,酷嗜藏书,必定是—位珍爱古籍善本、名家名迹的有心人,面对如此尺寸的剧迹,钤上—两枚收藏印也就是了,从常理上来分析,陆氏也不会—而再再而三地铃上纯属自己的七牧收藏印章。作伪者如此画蛇添足,实在是弄巧成拙。因为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画作的本身,任何文字记载只有在画作被确认并与之相符的,隋况下才能是被采纳的旁证,否贝佗只是—段与之毫不相干的文字而已。
(责编:陌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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