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您的作品可能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那些比较“零散”的日常用品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这种风格的呢?
杨:我以前在四川那几年,从1998年到2002年那阶段走的就是这种“日常”的线索。岛子最早对此也写过一篇文章,是非常准确的。当时很多人更多地关注一些比较宏大、比较形而上的东西。而我更多的就是画一些“小写”的东西。希望通过“小写”的个人生活能够折射一些东西。当然其实自己画的时候没那么清晰。找到这种感觉之后差不多持续画了6年,后来这些日常的东西就成了很多人关注的东西了,像刘建华他们也开始做这些小零碎呀等等。因为当时我们处在四川那样的地方,相对来说你的出场的机会少一些,所以造成别人的误解,当你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你是学的他们。我到现在有三个部分的作品,一种是肖像的那种,一种是去掉了肖像把剩下一些物品放大,中间还有一部分以猫为题材的,断断续续画了一两年。
尹:“猫”是您到了北京才开始画的吗?
杨:哦,不是。是在重庆,第一张“猫”是2002年底画的。
尹:我看有些文章说在您的作品中,“猫”是想隐喻人际关系的险恶或是人们生存状态的异化。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杨:呵呵,一个作品我觉得应该是多面的,而且肯定有些人会误读,这种误读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我画猫的那种狂躁的感觉可能更多的还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讲,它也的确有一种社会性的隐喻。包括现在我画“鱼”也是这样的。本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的是一种很吉祥的东西,但这种吉祥的东西被当代的许多因素破坏掉了,这种破坏有残酷的一面。
我出道的时候被认为是一个很“私密”的画家,他们把我定位在新生代之后。就是因为我96年第一次参加中国美术馆的“肖像百年展”时画的是老年夫妇之间的这种关系。有一种讽刺在里边。那会儿比你们现在年龄还小,对婚姻、爱情是未知的,对原来固有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怀疑,所以才会产生那种作品。同时那是一种很“学院”的肖像。所以他们就把我定位在新生代之后,类似于刘晓东之后这种类型的画家。但那之后我自己差不多有两年多没有画画,画不出来了。开始在川美附中教书,后来调回油画系,基本都是全身心的用在教学上。而且两年之间东一下、西一下。我记得97年我做过一张电脑喷绘的头像,那是用英文和中文拼出来的自己的头像,那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尝试。后来还是放弃了。最终还是选择了绘画,因为绘画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更刺激,我在画画的时候状态似乎更集中也更放松。一直到98年我结婚的时候,因为家庭会让人觉得更稳定,有些东西就慢慢流出来了。也是很自然的一种转变,有时候觉得画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一直把我界定在前卫圈里边,但其实我一直挺边缘,我并没有参加他们前卫圈比较重大的展览比如“广州双年展”之类的展览。除了“成都双年展”之外,他们的那些主题性的展览基本上没参加。当然国外策划的展览还是参加过一些。
尹:您什么时候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呢?
杨:我觉得可能跟我到北京有关系。到02年的时候,在重庆我已经感觉到应该换个环境画画了。因为当时觉得表现家庭这些东西已经有点黔驴技穷了。而且当时画廊也在作这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开始进入商业的轨道,我不愿意这样,毕竟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其实我到北京的时候也不年轻了,32岁,比你现在大,呵呵。现在来北京有四年了。
尹:您画这个“连体人”有没有受到什么东西的启发呢?
杨:哦,其实这个东西原来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我们结婚就悄悄的办了一个结婚证,然后也没有请过客。除了几个同学聚一下,聚在一块吃了一顿100多块钱的火锅,呵呵。结婚照那会儿也照不起嘛。那会儿照一个结婚照要1000多块钱呢,呵呵呵。然后就干脆自己画,后来就有了第一张这样的作品,就是画面上出现闹钟的那一幅。
尹:您喜不喜欢米罗?感觉您的作品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嗯,米罗在我们念书的那个阶段曾经有过影响,但那个时候我更喜欢保罗·克利。其实我的画中是有超现实的成分,因为我们念书那会儿资讯比较少,知道的也不多。就知道“意大利3C”、保罗·克利、马格里特、德尔沃等,也都是超现实主义的。在四川那个地方,好多艺术家或者说一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都多多少少有超现实的成分在里面。因为那个环境太恶劣了,你必须要有一点超现实,呵呵。我刚刚从瑞士回来,参加那边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热嘛。所有的地方都在关注中国当代艺术,这已经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提法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
尹:现在中国的现代艺术会不会太过火了?您认为这是否是一个泡沫呢?
杨:对,现在泡沫很多。但好的东西还是有。
尹:听说张晓刚的画都拍到1000多万了。
杨:这个跟艺术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它已经进入市场的循环,跟艺术家没什么关系了。
尹:听说很多浙江商人都开始投资炒这个东西了?
杨:对,听说去年浙江商人投入了20个亿。
杨:我以前的画室在费家村。昨天刚刚搬来这个新工作室,是因为我准备画一些大画,就是我这些“鱼“系列。
尹:我看您的这些被剖开的鱼肚子里面也画了一些日常物品,像玩具、电视机、烟囱、注射器、药片等等。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杨:这个里边我选择的一些物品,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那个被毁的双子大厦啊、损坏的飞机啊、药片、坦克、枪等等都是跟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有关系。可能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第一眼可能觉得特别血腥的,这是因为我到了北京之后,有些东西不可能像在重庆一样。之前在象牙塔里边过比较平静的生活。到了北京之后,我又从原来“小写”的那些日常的东西逐渐走向一个面对社会现实的题材上来。这一点就好像当年的鲁迅一样,有些东西始终是要面对的,不可能一直都逃避。当然人有两面性,我画这种东西(鱼)时间太长我心里也累。这种东西别人觉得画起来很轻松,其实,相对来讲这是一种更耗神的一种方式。我原来的那种东西有时候也会再来画一点,就相当于调节一下,喘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