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刘恪的作品就被认为是具有先锋意识的超文本实验。他的新作《梦与诗》依旧延续了超文本写作的思路。小说以《梦与诗》为题可见其向内转的视线:“梦”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挖掘,而“诗”则是对语言的思考与捕捉。长久以来,刘恪的写作一方面保持了对梦语和诗意的追求,这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扑朔迷离的色彩;另一方面,他又倾心于对词语进行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辨析,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讨论的姿态。《梦与诗》正是把两个方面的风格发展到了极致的结果。
我一直以来都比较关注刘恪的创作,不仅仅是因为其文本实验所体现的强烈的先锋性,对我来说,最吸引我的地方还在于其小说反映出来的自我内部的复杂图景。在我看来,好的文学都是在讲述自我,而不是在讲述他人。自我其实就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文学总是通过自我来触摸世界。这是我解读《梦与诗》的初衷所在。两年前,我在关于刘恪《城与市》的评论中着重讨论了碎片化叙事,同时也附带提到了复调特征和超文本体式,但限于篇幅没有深入讨论。《梦与诗》的出版首先让我看到刘恪在这两个方面的新变化。

一、“跨体对话”与多声部叙事

刘恪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有复调的色彩^[1]。在这部《梦与诗》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却仍然体现出强烈的杂语喧哗的效果。对这些喧哗效果的思考让我发现《梦与诗》里实际上隐含着复杂的对话关系,我把它称为“跨体对话”。顾名思义,“跨体对话”包含了两层意思:“跨体”和“对话”。
首先来看“跨体”。“跨体”是对超文本性的一个改写和补充。王一川教授最早注意到刘恪小说的超文本性,并用“跨体小说”加以指称^[2]。这里所谓的“跨体”并不仅仅只是对文体界限的打破,同时也包括对文本界限的打破,对文本与现实界限的打破。也就是说,“跨体”是在文本间性的层面上来讲的,也即是热奈特所谓的“跨文本性”,包含了“互文性”和“超文性”这两个被定义为文学写作的现象和技法^[3]。
再来看“对话”。“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互文性理论的先驱人物,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的表述都具有对话性质。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解读中,巴赫金发现了作者与主角间的对话关系,从而提出了复调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文本中具有多种不同声音的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对话还包括了“微观对话”和“大型对话”,前者往往体现为人物的对白和独白,后者则上升为社会思想的对位关系。可见,巴赫金的“对话”主要关注的是文本内部的作者/主角关系。
所以,“跨体对话”可以视为不同文体,不同文本,甚至文本与现实之间不同声音的表达、争辩与协调关系。
“跨体对话”首先体现在《梦与诗》独特的叙事结构上。小说由六个部分组成,但六个部分并不是严丝合缝的,而是六个相对独立的音区。六个部分都有各自的中心:A部是哑平,B部是小姑娘,C部是艳芳,D部是祖母,E部是湘、雪莹、浩东、海明、玉梅之间的情感纠葛,F部是“我”的梦的连缀。六个部分的叙述者都是“我”。如果说,六个部分是小说写作的六个拐弯,那么“我”的体验与感受就是一以贯之的河流,读者顺流而下,在每个拐弯处都会遇到不同的风景。正是这六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跨体对话”的场所。
尽管《梦与诗》的文本表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但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这六个部分中始终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意向或者主题。比如梦,据我的统计,小说中关于梦的比较集中的描述和思辨出现次数至少达55次之多,如A部中的“梦中花树”、“漂泊之梦”、“荷而拜因艺术”等,B部的梦更加杂乱无章,从红毛衣女孩到江南,到乒乓球,到“梦中情人”,再到具体的“飞翔之梦”、“死亡之梦”、“窘迫之梦”、“饮食之梦”、“亲人之梦”以及关于梦的评述,C部的梦基本上与女人有关,介于爱与欲之间,D部主要是围绕家族和童年的梦境,E部的梦延续了C部的情欲与恐惧,而F部则完全是由20个梦连缀而成的,其中包括了对B部中五个梦境的复现,以及附加的两篇精彩的梦论。这些描述和思辨寄身于叙事体、学术思辨体、散文体、诗歌等不同的文体形式中,有时候共存于同一个文本,有时候又在多个不同的文本间遥相呼应。它们从不同角度就梦这个主题进行着“跨体对话”,既相互诠释,又相互抗辩,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撑,既沉溺其间,又超脱于外。类似梦的“跨体对话”的例子在《梦与诗》中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关于诗的“对话”出现了七次以上(还不包括文中出现的十余首诗和作为诗体的目录),关于语言的“对话”出现了十次以上,此外还有关于“忧郁”、“寓言写作”、“文学”、“时间”、“生命”、“梦想”、“权力”、“叙事”、“自我”、“人”等主题的“跨体对话”也曾反复出现。
在叙事情节上,六个部分也通过“跨体对话”相互渗透,相互弥补,从而使支离破碎的情节变得更加完整。例如B部中患病并死去的小女孩晖晖的父亲就是A部和E部出现的海明,E部里所有阴谋的罪魁祸首却是A部的主角哑平,等等。《梦与诗》的每个部分都充斥着一些像梦呓般突然而来又戛然而止的碎片,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无关紧要甚至是晦涩难懂,但实际上它们却悄悄地栖身在文本缝隙间成为了其他部分的潜叙事。
此外,六个部分内部也充满了论辩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文本,甚至不同的叙事身份。B部中,对卡夫卡的评论与小说的叙述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跨体对话”关系,甚至刘恪以前与现在的文本之间也发生各式各样的“跨体对话”,比如《梦中情人》、《一往情深》、《孤独的鸽子》、《城与市》等前文本都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了《梦与诗》中,这些文本已不再是历时性的序列,而是具有共时性的同生复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