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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探戈
朱晓琳 1
爱德华把信封里拿出来的一叠人民币反复数了几遍,然后当着中介公司代理人的面,郑重其事在租房合同上签了字。至此,房东汪太太的心情才算彻底放松下来。四室两厅一大套公寓房子,租给了四个外国人,租金远比一般中国房客出得高。汪太太一家在两年前上海房价疯涨的日子里买了这套市中心房子,总价一百七十多万元。一家人耗尽全部积蓄付掉一百万,余下的贷款就得想方设法靠出租房子来还了。
现在好了,有四个外国房客住了进来,每月房租凑起来顶了还贷额还略有剩余。虽说汪太太一家目前仍挤在两居室的老房子里,可毕竟置下了这么套繁华地段的公寓房。等贷款还清后,汪太太一家就可以舒舒服服享用四室两厅的大房子,而且近一半房款等于是由房客们付的。汪太太算是信服了中介公司代理人的眼光,宁可将房子空关几个月,也得找到信誉好、出得起高房租的房客。比如眼下这四个肤色迥异的外国房客,订下的租期都在一年以上,可以肯定他们也不会像那些出了高租金导致心理不平衡的房客,随意损坏房内设施,纯粹的损人不利己。
爱德华看着汪太太把钱放进手提包,笑容将她脸上每条细小皱纹都展成了菊花瓣。爱德华觉得时候到了,他应该再向这位精明的房东太太争取点什么,以期让付出的租金利益最大化。爱德华说:“汪太太,我那房间是全套房中唯一朝北的,冬天阴冷采光也不足,跟我老家伦敦差不多,可我付一样多的房租真有点吃亏,您是否能在其它方面给我作点补偿呢?”爱德华这几句话是英文夹着中文表达的,他虽在英国学过两年汉语,但要应付租房代理人和汪太太这样的中国房东显然不够用。好在汪太太的女儿汪宜文英语讲得不错,可以及时准确地将房客意思转告给母亲。
汪太太笑了:“爱德华先生,你那房间虽然朝北,可里面凹进一块有个三平方米的小卫生间。这样你每天就不用跟其他房客抢卫生间用,又方便又干净,这点好处值多少钱你自己也好算一算的呀。”汪太太说着朝中介公司代理人和女儿用上海话嘀咕:“这人大概是英国犹太人,算盘精得不得了。”
代理人只想尽快结束这桩租房交易,敷衍道:“不是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脑子,所以我们中介公司这点代理费真不是好赚的,有时候碰到的外国人门槛比中国人还精呢。”
当天下午英国人爱德华就认识了将要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其他三位房客。瑞士姑娘西尔维娅是汪太太的第一位房客,先挑了朝南最大一个房间。这个具有吉普赛人血统的棕发女孩到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会多种语言,来上海不到一年,连上海话都能听懂不少。
肤色黑亮的尼姆来自非洲喀麦隆,身高近两米,走在上海街头总有中国人上来问他是不是从NBA赛场上退下来的。这种时候尼姆就会大声回答:“我是外国人,不是美国人。”尼姆最喜欢说这句“我是外国人”,尽管他的话在中国人听来纯属多余,这儿谁会把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误认为是自己同胞呢?尼姆喜欢处处强调自己是外国人这个客观事实,因为听他说这句话的中国人多半会立刻变得客气起来,也许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对外来客人要比对自家人客气三分。
跟爱德华房间门对门住着日本人河村俊二,这个小个子男人耳朵里永远插着MP3。爱德华不明白河村俊二为什么想把自己变成聋子,不但别人跟他说话他听不见,长时间听耳机对耳膜损害也太大了。
现在爱德华不奇怪房东汪太太何以能找到四个清一色的外国房客,原来他与三个同住者都是附近F大学的留学生。不管他们各自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在签证时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学生。
爱德华来中国前是英国利兹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按英国大学规定,博士生若选择与其专业相关的外国大学进修或实习,学费可由英国大学支付。爱德华之所以来到上海,是因为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而上海又是中国开放发达的城市,一百多年前就有不少英国人在上海做贸易。当然爱德华来上海,决不会仅仅满足于游学般待上一年半载。他要在上海寻找赚钱甚至是开创人生事业的机会。爱德华身上并没有犹太人血统,然而自从他选择了国际贸易专业,这辈子就打算把最大限度获取和拥有金钱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四个来自地球不同角落的房客聚集在中国房东的客厅里,河村俊二出于礼貌,勉强坐在一旁,耳朵里依然插着随身听。爱德华过去拔掉河村的耳机,他以为河村是听不懂另外三人说英语才戴上耳机的,所以主张大家往后在这个客厅里最好说汉语,他们本来就是来学汉语的留学生。
住在这套公寓房里的每位房客,除了每月的房租外,还得分摊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客厅里安有一台电话,房东汪太太也没有交待过使用细节。爱德华一来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说:“如果你们各位喜欢用手机,这台电话的使用权就归我好了,每月费用由我一个人支付。当然,如果你们想用这个电话,每分钟请付一块钱,接听五毛,我不在家时可能会拔掉插头。若你们都同意的话,我们四人现在就签个电话使用合同。”
瑞士小姐西尔维娅没等爱德华说完,一脸鄙夷表情将五官都拧在了一块。“哟,都说英国男人是绅士,怎么爱德华先生像F大学后门小街上的摊贩,为五毛钱一块钱费那么多口舌。要是有一天我男朋友打电话来,你也坐在旁边掐表计时吗?那样的话还不如把电话机抱到你房里去吧,省得你费心,别人也累。”
尼姆坐在客厅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他将两条长腿分开,双手在两腿分开处的沙发上敲着非洲鼓点想心事,根本没有兴趣参与关于使用电话的谈判。尼姆想学好汉语后能考上F大学的体育运动管理系,日后回到喀麦隆当个中学体育教师或是体育经纪人,这也是在北京大使馆当参赞的父亲对他的基本要求。如果尼姆一年后考不上体育系读本科,父亲就会把他送回喀麦隆。他已经过了十八岁,没有理由跟在外交官父母身边享受所在国的优待,那些优待通常是给外交使节未成年子女享受的。
河村俊二不知什么时候又插上耳机,他不会说英语,汉语也不如爱德华他们三个说得溜。他把耳机视为一种自尊心保护手段,就像替自己裹了层音乐外壳,陡增不少安全感。河村俊二的父亲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超一流围棋国手,现在父亲老了,下不动围棋,就在自己开的棋院里整理年轻时的棋谱,打算出几本棋书留给后人。河村俊二是家中兄弟姐妹里性格最像父亲的孩子,围棋也下得最好。可他来中国并非跟围棋有关,他想在上海学习开茶坊的经验,回日本后开一家可以让围棋爱好者以棋会友的茶馆。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河村俊二说过,喝茶与下围棋,是人生最清雅的两件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