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到“小国崛起”这四个字,总是会心一笑,然后问,不是只有“大国崛起”吗?其实,如果静下心来想想,大国由于人口多、土地广、资源丰,要崛起不是件困难的事。换句话说,大国本来就应该崛起,即使在国家发展上走错路,也还有机会从头再来。但小国人口少、面积小、资源稀,崛起所付出的努力绝非大国可比,更何况,对小国而言,如果没有好的方向与策略,轻则永远寄人篱下,重则亡国灭种。或许,还可以想想,很多历史上的“大国”,不都是由“小国”开始的吗?从这些角度看,“小国崛起”不是更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吗?
何谓“小国”,何谓“大国”?笔者认为,不宜单从人口、土地、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国防力量、工业化程度、国民素质等方面界定,而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思考才有意义。例如,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毫无疑问是大国,但与美国及欧盟相较,则未必如此。在国际政治、全球生产领域,中国是大国,但在全球金融、军事实力方面,中国还称不上大国。
另外,笔者认为真正称得上“大国”的是“能够制订规则的国家”,否则,这个国家不能算真正的大国。在商业上也是如此,“一等企业订规则、二等企业创品牌、三等企业做生产、四等企业搞代工”,没有能力制订商业游戏规则的不能算是大企业。从这些观点看,中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小国、小人物,才能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笔者曾研究过威尼斯、尼德兰、瑞士、普鲁士、芬兰、爱尔兰等六个国家的崛起经验,从中检视它们如何在关键时刻作出关键的抉择,并归纳出几个重要的观念——
商业至上:不玩政治军事游戏
对小国而言,“以商立国”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小国不应该让商业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也不可以玩大国的政治军事游戏,就如同历史上的威尼斯无法长期与土耳其对峙,最后也不是拿破仑大军的对手;尼德兰难以抗拒英、法等国的军事挑战。近代的小国,如瑞士、芬兰、爱尔兰,都是努力积极地从商业上寻求自己的国际定位,将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即使当代从战败中爬起的西德,也放弃了“军事大国”之梦,排除经由扩张领土求发展的国家战略,而将自己定位为“商业王国”,用科技支撑国家,用商业拓展版图,而不是用“军事强权”或参与“地缘竞逐”来增加国家威望。
20世纪前,军事是扩展国家势力的重要凭藉,意识形态是使用武力的理由。但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可以在不占领他国的前提下,依靠本国和国外的市场实现崛起。在军事领域里,往往只有第一而没有第二,但在商业领域可以追求双赢。昔日决定成败的是军事力量,当今决定胜负的是商业实力。
有容乃大:广纳人才的战略
商业不可能建立在狭隘的自我封闭基础之上,一个不开放的国家不可能创造商业的繁荣。为了让自己有更强的竞争力,海纳百川的包容政策显得特别重要。
“有容乃大”这句话,不只适合于大国,更适合于小国。从尼德兰、瑞士与普鲁士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有容乃大”如何为这些国家创造契机与财富,而缺少包容的国家却失去竞争的优势。
举例说,当法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给予胡格诺教派一些政治权利的《南特敕令》后,20多万勤劳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普鲁士、尼德兰、英格兰等地,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法兰西的技术、资金,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思维与生活方式。
这群移民为瑞士带来了钟表技术,逐渐形成和奠定了今日闻名世界的瑞士钟表工业地位;另一批移民带着技术、资金来到尼德兰,为当地的丝织与手工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还有一批避难者涌入普鲁士,补充了当地因“三十年战争”而失去的大量人口,并建起了羊毛、亚麻等细布纺织厂,带来丝绸、金银、珠宝、帽子、手套、刺绣等几十种新行业,教会普鲁士人烤制香甜可口的小麦粉面包。当时柏林有1/3的人口是法国人,法语和德语一样通行,灌溉了贫瘠的普鲁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国内的四大语言族群一定会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兰不能包容,1585年安特卫普的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与银行家不会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摇身成为世界的商业与金融中心;如果尼德兰不能包容,大批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与葡萄牙的犹太商人便不会带着雄厚的资本前来。他们给阿姆斯特丹带了资本主义的工具,支撑了资本市场的汇兑与交易功能。另外,他们甚至还帮助荷兰人建立了从美洲新大陆到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为尼德兰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普鲁士不能包容,普鲁士不只失去人口增长的机会,也将失去向法国学习的机会。但到了1930年代,德国不再包容了,纳粹党徒开始搞族群斗争,利用民粹迫使大量优秀德意志人远走海外。这不仅为德意志民族带来灾难,也为世界带来祸害,更使得德意志的思想学术地位转移到了美国。在这个历史阶段,德国走上了法国路易十四的老路,而美国像当时西欧接受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样接受了大量欧洲移民,这使它得以成为二战后学术思想的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