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界对“抒情散文”的诟病与不满,可说是由来已久,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创作的发展,散文理论批评界甚至还形成了一股漠视散文抒情属性并进而否定“抒情散文”的倾向。这一倾向经由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散文论坛”某些专家教授的一番精彩演讲,遂使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化和突出化。因此,本文愿意就“抒情散文”这一并不新鲜的话题,展开一点并不新鲜的讨论,并愿借此与散文界朋友一起思索。
一
就在这次”论坛”上,陈平原先生对林非先生引述的徐迟先生的“塔基塔尖说”和林先生本人的“从提高艺术水准与审美愉悦的角度而言,更倾向抒情意味强烈的散文,也就是狭义的散文”的发言主张,提出了自己针锋相对的观点:“散文应该立足的是‘文字’,不是情感和想像力”。“抒情散文不是中国散文的主流”。①而曹文轩则针对贾平凹“发展到眼下,散文界正缺少着什么?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激情”的看法,认为“散文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种供人抒发激情的文体”,“这个时代已再也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反,倒是追求‘清凉’、‘宁静’与‘滋润’的时代。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一度遭贬而萎靡不振的散文,才重整旗鼓,才走俏,才遍地横流。”②显然,两位教授论述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观点和所涉及的问题同一,这就是“如何看待抒情散文和散文的抒情本性”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连的“如何评价90年代的学者散文”和“散文与当今时代”等问题。
应当说,这一倾向的形成,并非属于偶然。实质上对“抒情散文”的责备之声,一直贯穿于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的整个过程甚至更早的时候,比如在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评论家对其抒情上出现的弊病都提出过许多批评。有创作就有批评,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事。不过,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的主体,不在文体,即我们的散文情感本身出了问题。新时期以来,散文家们出于对五六十年代散文的那种“抒大情”、“宣大理”的反拨,竭力主张作家的“主体性”和思想情感的“向内转”,这种反拨和主张,对80年代散文创作的复苏和90年代“散文热”的形成,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整个80年代是抒情散文的年代,其标志是老一代散文家的宝刀未老和一大批女性散文家的迅速崛起。许多散文家及其名篇,至今还常常被人们记起。如巴金的《怀念萧珊》、孙犁的《悼亡人》、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林非的《询问司马迁》;如梅洁的《我爱这片热土》、张立勤的《痛苦的飘落》;再比如王英琦、苏叶、叶梦、郑云云、韩小蕙、吕锦华的散文等等,她们的某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抒情散文的名篇。但必须说明的是,即使上述的这些散文家的作品,也不是篇篇都是精品妙构,完美无缺。而且对于另外更多的散文家来说,他们却在这种反拨与转型过程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过去散文中的那种“大我”情感完全置换成另一种“小我”情感,因此,文坛上更出现了一批写“三房”(婚房、产房、厨房)式的“小女人散文”和抒发“听琴观雨,说妻谈子”之类小感慨的“小男人散文”,而且这样的散文至今仍继续在报刊上被大量地抛出,甚至成为当今晚报和时尚杂志内容取材的“专利”。而“小男人”、“小女人”散文,又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强大优势,把大量的“鸡零狗碎”、“牛溲马勃”般的滥意骚情强加给读者,以致给那些非业内专家教授造成错觉和幻像,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抒情散文”的本来面目,因而当他们一旦临时介入“客串”时,必会快意定夺而陷入武断。例如学者董鼎山曾以这样的口吻判定:“抒情散文的作者实际上不过是个失败的诗人。”③这种妄意作出的假定,显然经不起事实的诘问。比如冰心、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季羡林、林非等许多现当代散文史上的“抒情”大家,你能认为他们就是“失败的诗人”吗
行笔至此,我们似乎应该重述一下“抒情散文”的如下界说:抒情散文是散文文体“三分法”中的一种,它是一种侧重抒发作家主体情感和内心情志的文体。它虽然旨在“抒情”,但并非能够完全脱离“叙事”和“议论”。作为散文种类之一的抒情散文,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的存在都是需要的必须的。从广义上说,一切艺术都是感情的产物(罗丹语),而作为主情类文学的散文,特别是抒情散文,否定抒情无疑就是否定了它的自身。当今散文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流弊,恰恰正如贾平凹先生说的是因为散文家缺乏了“激情”。当然,这种“激情”本身,在其质量内涵的高低优劣上是有区别的。当代的抒情散文(其实也包括现代散文的“小品文”)之所以屡遭评论家的诟病,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散文家主体的散文情感,总是受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影响,而在“大(我)” “小(我)”之间摇摆,而很少能够做到“大我”与“小我”的完形与融合。散文写作主体这种毫无定性的左右摇摆同时也造成其文本情感的单一性和类型化——散文家往往认为抒情散文的情感就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而“否定性”情感则应是杂文的文体品质,这几乎成为散文家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大(我)”“小(我)”摇摆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五六十年代散文在“大我”的层面进行着昂扬的“宏大抒情”,而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则又沉浸在“小我”的天地里乐此不疲。以此视角来考察我国的现代散文,我们同样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中的散文,借助于“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和对“人”的发现,在诞生了一批“独抒性灵”的小品文的同时,也出现一批“小摆设”式的“小我”之作的话,那么40年代以后的“抒情散文”,则几乎又成为“大我”情感昂扬漫溢的天下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处于边缘位置的“风花雪月一派”,继续“发展他们的风花雪月,身边琐事”,“忙者自忙,闲者自闲”地制作一些把“天空翱翔的爆炸机”“诗化为作为壮志凌云,呼吸大自然空气的飞鸟”或自得于“美人花草”之类的“稿纸上的漫步”,④就更令人不齿了。所以汪曾祺说“小品文在中国的名声似乎不那么好”,⑤也基本符合实际。但我们应当清醒:“抒情散文”之所以名声不佳,根子或症结不在文体而在主体,即“抒情散文”或散文的抒情无过,过在抒情主体情感的“过大”或“过小”。显然,就像不能因为主体叙事的乏味或议论的平庸,而否定“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后者的过错而去责难否定前者本身。反之,“抒情散文”这一分类和称谓便不可能成立,文学史上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