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解读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的绝佳窗口,学界对省界观念在多个领域中的普遍存在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更进一步的探究。其实,在清末民初,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观念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广泛地存在着,并产生着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21世纪的今天,省界观念依然如幽灵一般无处不在,因此,涤荡省界意识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孙中山 武装革命战略 省界观念 广东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1-0009-05
20世纪初的省界观念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4篇,其中,刘伟所著《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一文最为全面,其他如许小青之《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唐海江之《同门、省界与现代政治价值认同——清末政论报人组织离合的政治文化分析》、章清之《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等,均为部分涉及。总体看来,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可不足之处亦十分明显,这主要体现为对20世纪初省界观念的普遍存在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更进一步的探究。其实,在清末民初,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观念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广泛地存在着。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孙中山的省界观念为视点,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孙中山武装革命战略中的省界观念
孙中山的省界观念在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武装革命进程中,多有体现。
孙中山的武装革命战略,核心就是“一夫发难、各处响应”。那么,为四方响应的首义之地应该选在哪里呢?1897—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藏寅的笔谈中曾言道:“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1905年孙中山指出:“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在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1907年6月5日,孙中山在《复张永福函》中说:“日来潮起于东,钦廉应于西,全省风动。尚有数路,次第俱发。当合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联为一气,则粤事机局宏远,大有可为也!”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广东地区的反清武装起义有8次,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所占的地位也最重要。这8次武装起义如下:第一次,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也称乙末广州之役;第二次,1900年10月惠州三洲田起义,也称庚子惠州之役;第三次,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也称丁未黄冈之役;第四次,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亦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第五次,1907年9月,钦、廉防城起义,亦称丁未防城之役;第六次,1908年3月钦、廉上思马笃山起义,也称戊申马笃山之役;第七次,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也称庚戊广州新军之役;第八次,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也称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于此可知,孙中山有很强的广东情结,此乃其省界观念的核心所在。
广东情结之外,孙中山的省界观念还体现在他的南方革命论之中。孙中山力主广东首义,扩而大之就是南方首义,其延伸而出的方略有:一是割据南方,二是北伐。
1897—1898年间,孙中山指出:“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吾辈不忧无同志,只恐不能发一起点而矣。有一起点,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虑其不焚也。”1900年惠州起义中,孙中山在义军占得惠州之后,立即指示“进迫广东省城”,夺取广州,他认为,“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目前,北京风云不稳,乃应十分注意的时机。若清国政府丧失实力,其时即我应站出来的大好时机,深感今日之状况最值得注意……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计划与中国南方人民割中华帝国之一部,建立一共和国政权。”孙中山在对新加坡的英国官员也曾作过下面的谈话:“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们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我们的行动不会引起大乱;而没有这个行动,中国将无法改造。”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亦曾提出,“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省内之民兵队及警察部,俱归自治政府节制。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于此可知孙中山的割据倾向。割据南方不是终结,孙中山的最终目标是借助于割据南方,北伐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
1895年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便着手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之筹备,并制定了北捣清廷的计划,事泄未果。1900年,一直跟随孙中山活动的日人内田良平谈到:“孙逸仙及其徒众计划目的: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清六省作根据独立,共和政体;渐次北清伸扬,爱新觉罗王朝瓦解,支那十八省合纵,东洋大共和国创立”。孙中山在防城战役中构思的扩大计划如下:“(对起义的各种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他还曾表示:“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在此一举”。孙中山在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时给同志的一封信中,强调要抓紧广西、云南起义的发动,“广西、云南两省一起,则钦军(钦廉上思起义军)无后顾之忧,可以长驱进取,而东路惠潮之义师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响应,如是则南七省之局定矣。此时则北军必可起于燕齐,中军必可起于吴楚,此弟数年之计划也”。广州新军起义,是孙中山“力主再度出于广东”的战略部暑。按他的原意,经过新军起义,“广州一得,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武昌起义爆发、数省宣布独立后,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竟对武昌起义这一突发事件,公开表示:“本不欲如武昌之急促……倘若待吾党布置完备,依时崛起,即一呼可得广州、武昌、南京三巨镇,并可联合大军直捣黄龙,不费战争可定大局。”孙中山还多次指示在粤的同志,“粤为东南要地……无论和战如何,粤亦为最有力之后援,”要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不管形势怎么发展变化,尽快组织北伐军迅速北上。“二次革命”讨袁之时,江西都督李烈钓、安徽都督柏文蔚最为积极,但孙中山曾以安徽地理上接近北方为由,要柏文蔚缓动,而催促讨袁并不积极的广东陈炯明首先起兵。在他以后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是更加专注经营广东,作为北伐的立足点,直至孙中山病逝为止。这从1916年的护国之战、1917年南下护法、1920年在广州重组军政府、1923年回广东成立大元帅府等一系列活动中,都可清楚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