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夫子也曾经斥思想学家、圃的樊迟,日:“小人哉,樊须也!”。在传统中国,“劳心”的“君子”与“劳力”的“小人”是判然不同的两个阶级。不过,这两个阶级之间并非总是高度对立。因为在常态下,他们秉持着近乎雷同的荣辱观念,“劳力者”也认可自己的卑下的地位。套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有一种“劳力者”的名誉观、美德观和正直观,或者可以说,他们有一种身为“劳力者”而自觉光荣的心理。不用说,这是“劳力者”模仿“劳心者”的结果。在我们的史书和戏剧中,经常出现的“忠仆义主”的感人事迹就是一种证明。“劳力者”当中的有志之士也有希望通过狭窄的科举通道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这种纲常伦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而土崩瓦解。从近代以来,“劳工神圣”便逐渐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准则,鲁迅就曾经被人力车夫压榨出“皮袍下的‘小’”来。不过在民国年间对“劳力者”的重视还仅仅是“劳心者”自我反思的结果。直到共和国的建立,工农联盟成为统治阶级,“劳力者”的社会政治地位才真正有所改观。但这种改变并不想人们想象的那么彻底。比如说,直到1985年,干部的最低级别,科级的工资是122元,技术工人的最高级别工资是113元,这当然不是偶然巧合。在其他待遇上,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更不用说没有任何保障的农民了。在“文革”时期,在政治上遭到打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下放农村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劳动的农民在内心里还非常羡慕这些吃皇粮的“公家人”。但终究“劳动光荣”的观念还是确立了。“劳力者”不再愿意自认卑下,也不再以“仆人”的道德来要求自己,他们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应该是主人,但并不知道怎样成为主人。
80年代开始的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鲜明的是工资级别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这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无论就结果还是原因来看,都不仅仅是刺激积极性、提高效率那么简单。比如,改革前,同级的技术人员的工资,一般比行政人员要高。在“工资改革”后,同级的技术人员工资,比官员的工资低了。显然这意味着对管理者偏重。
从宏观的意义上来看,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更为复杂,其意义也更为深远。
在改革初期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勤劳是普通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主要手段,因而在那个充满朝气的年代里,勤于劳动和善于劳动者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那时,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和掌握熟练技术的老工人,成为人们羡慕和学习的榜样,年轻的技术员更是姑娘们爱慕的对象。在农村里,大量涌现的“万元户”也大都是节俭、勤劳得近乎自虐的人。“文革”中那些口中高唱平等、赞扬劳动,而实际上对工作和技术一窍不通、只善于投上级所好和利用政治运动整人的人一下子从“劳心者”的地位跌落。“劳力者”似乎看到了通过自己的劳动上升成为“劳心者”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改革就意味着顺应这种变革的方向。
可惜好景不长。有人把国企工厂里的职工分成四类:“第一种是干工作好,关系也好。第二种是干活儿好,但不善于搞关系。第三种是干工作差,关系搞得好。第四种则是两样都搞不好。干工作大致分两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搞关系也分两种,一是与领导的关系,一是与工友的关系,这里主要讲的是与领导的关系。”随着改革的发展变化,“早期第一种人走上领导岗位的多,后来不正之风越刮越猛,第三种人当官的数量增加得越来越快。其他人本来对第三种人反感,当第三种人当上官并渐渐成了主流后,倒行逆施,无疑会大大伤害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企业里的这种情形只不过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时至今日,勤劳致富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童话,而“搞关系”却成了“成功人士”的必备才能,越是接近生产的第一线,这种情形就愈加严重。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劳力者”们就再也不会任劳任怨,勤奋上进了。于是,在“劳心者”眼中,“劳力者”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敬业精神、不安本分;还时而贪婪奸狡,时而桀骜不驯。改革或许顺遂了“劳心者”的利益,但并没有造就他们所希望的新社会。
改革似乎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劳力者”与“劳心者”对他们自身和他们之间关系的期望。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或许下面这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有所启发和警醒,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表述由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变革阶段,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的,他说:“做主人的心怀敌意,但表面上和蔼可亲,做仆人的也持有敌意,但不隐瞒自己的反抗;一方企图通过种种不公正的限制来推托其供养和付酬的义务,另一方则设法推托其服从的义务。管理家务的权柄在两者之间漂浮,谁都想把它抢在自己手里。他们分不清权威和专横、自由和任性、权利和本分的界线,谁都没有正确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自己应当做些什么。这样的状态绝不是民主的状态,而是革命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