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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 段润秀

《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段润秀

摘要: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以《明史》不立《道学传》,《王守仁传》归入大传不入《儒林传》而告终,争论的背后却隐含了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明史·王守仁传》主要取材于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的一般情况。
关键词:《明史》;《王守仁传》;王守仁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3-0082-06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对王守仁学术思想的演变论述颇详。王守仁先在南昌倡导“致良知”之教,再于绍兴从事讲学,广收门徒,其学术日臻完善。明代前期和中后期程朱理学一度成为官方的主流思想,王守仁“心学”作为官方主流思想的对立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王学的产生和影响无疑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良知论”的提出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雍正年间史官汪由敦作《明史·儒林传序》时也把陈献章、王守仁作为明代学术的分水岭。他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姚江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1](卷16)殿本《明史》采纳汪由敦《序》,为王守仁学术的评价定下了最后的结论。
王守仁“心学”自产生伊始,宗奉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如王守仁弟子邹守益说:“……至我阳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统,历艰履险,磨瑕去垢,独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谤,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梦而觉,溯廉、洛以达洙、泗,非先师之功乎!以益之不类,再见于黔,再别于南昌,三至于会稽。窃观先师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2](卷首,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王畿也说:“我阳明先生,倡明圣学,以良知之说觉天下,天下靡然从之。”[2](卷首,王畿《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后语》)可见王守仁心学的产生,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其影响可见一斑。清人陆陇其则极力诋毁王学,他在《三鱼堂文集》卷五《上汤潜庵先生书》中说:“窃谓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阳明之学不熄,朱子之学不尊,若以抵毁先儒为嫌,则阳明故尝比朱子于杨墨,洪水猛兽矣!是以古之抵毁先儒者,莫若阳明也。今夫黜阳明,正黜夫抵毁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提要《王文成全书》时也认识到了王学在当时的影响。“隆庆壬申(隆庆六年,1571),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谢廷杰仿《朱子全书》之例而刊刻《王文成全书》,认为“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程朱理学作为官方主流思想的情况下,学者之间关于“朱陆异同”的争论势必很热,而这种争论必然影响到清朝官修《明史》。
本文通过清朝官修《明史》过程中《王守仁传》的编纂过程、朝野学者对《明史》是否设立《道学传》的争论及《王守仁传》的归属、殿本《明史·王守仁传》的取材等诸多情况的分析,探讨清官修《明史》的过程中,朝野学者就此问题的交流、与官方互动关系及其对清官修《明史》的影响。

《明史·王守仁传》成书经过

清朝官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1645),但顺治朝《明史》修纂几无成果。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修纂工作全面展开,史官毛奇龄先按馆例草拟《王文成传本》一卷,他在卷首中说:“此即史馆列传中草构本也。馆例:史官入馆,先搜构其乡大臣事迹之在群书者,而后阄分其题以成之。文成吾乡人,因构此本。其后同官尤展成阄题得《文成传》已取此本作传讫,而草还故处。今录此者,以为其事核,足以征信,且亦以为未成之史,非秘笈,言之者无罪,可览观焉!”[4]由此可见,毛奇龄的《王文成传本》已为尤侗撰《王守仁传》之参考资料,尤侗《王守仁传》收入其《明史拟稿》中。[5]史官张烈对尤侗《王守仁传》深为不满,而另撰《王守仁传》,惜今已不存。但它体现了清官修《明史》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史官不仅关注自己分撰的部分,还关注其他史官所撰的部分及其史稿,就不满意之处积极发表看法或亲自另撰。张烈本人极力推崇程朱之学,贬低王学。他另撰《王学质疑》一卷,立门户之见,对王守仁及其弟子加以鞭笞。如《读史质疑三》中认为王学“破坏程朱之规矩,蹂躏圣贤之门庭”。[6]毛奇龄的《王文成传本》和尤侗、张烈草拟的《王守仁传》上之史馆,总裁在此基础上加以审定和参考了新的资料,从而形成了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康熙五十年,毛奇龄可能对此三稿多有不满,而发现其所拟的《王文成传本》又多有散佚和谬误,故另嘱其子毛远宗等补辑,毛远宗辑成《王文成传本》(续补)一卷,与其所撰《王文成传本》合为两卷,附入其《西河合集》中。[7]王鸿绪在《王文成传本》和前三稿的基础上,经过详细的审定和修改,形成了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而后来的殿本《明史·王守仁传》则在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和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四库本《明史·王守仁传》则主要按殿本改定,只在卷末加上赞语和附有方炜的考证,这也是官修《明史·王守仁传》值得珍视的成果。由此可见,《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中的一般情况,即经历时间较长,几易其稿而成,且每稿之间既有因袭又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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