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在额济纳的伯罗桑齐汉代烽燧旁,这支滑落的钢笔将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引向历史的深处。
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贝格曼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地点,哪怕是老鼠洞。
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的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在随后的大约30个地点,贝格曼等共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因为这些简牍是在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所以被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引起中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震惊,它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敦煌莫高窟藏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四大发现。风云激荡、色彩斑斓的汉代西北边疆,也由此渐渐掀起了它神秘的盖头。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斯坦因 (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故城、斯文·赫定在楼兰、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在海头故城也曾发现过一些汉晋木简和残纸,然而这些汉简均未能留在中国。只有斯坦因交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释读的部分,经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研究,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与研究的序幕。而1930年居延汉简的出土,则以其巨大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简牍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
1931年3月27日,驮载着万余枚汉简的骆驼队,离开居延踏上返回北平的路。西北考查团一边组织人员整理、编号、拍照,一边选定中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最初的中方学者为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和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外方学者为两位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瑞典)、伯希和(法国),贝格曼也参与了整理工作,并将家属接来北平住了两年。后来刘半农突然去世,北大又挑选劳干等4名青年学者协助马衡工作。然而,4位青年只工作了半年,简牍文字解读释意的工作还未完成,就被从芦沟桥传来的枪声打断了。
北大仓皇南迁,锁在文科研究所柜子里的居延汉简,被刘复的学生沈仲章等人分4次偷运出来,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经天津、青岛运到香港。
运到香港的汉简经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出版。就在制版完成即将印刷面世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沦陷,已制好的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万幸的是,居延汉简原件再次逃过灭顶之灾。原来,香港沦陷前夕,在傅斯年、蒋梦麟等人的努力下,居延汉简于1940年10月被秘密运至美国,交由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代管,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至台湾,至今仍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居延汉简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972年至1976年,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工作开始了。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所获远远超出当年:共出土了简牍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其中仅在甲渠候官一个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房舍遗址内,就发现近900枚木简,其中有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有的公文册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人们猜测这大概是甲渠候官的档案库。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已发现的3万余枚新旧居延汉简,大多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这些汉简连同出土的宝物,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及其兴衰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昔日西北屯戍的风貌和生活情景,也成为《史记》、《汉书》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文字书法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而且汉简研究还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也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