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两级对立的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共处阶段。但这种共处,不是完全和平的共处,而是充满着斗争的共处。《救亡日报》(以下统称《救报》)就是这个时期(1937年~1941年)在国统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张报纸,它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性质上它是一份由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抗日救亡的报纸,而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负责任,几乎整个组织与宣传过程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周恩来在给《救报》办报方针的指示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的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①《救报》就是在这样的办报方针指导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通过坚决而灵活的斗争,为执行和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照统一战线原则组织人员,团结各方进步人士加入新闻战斗集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统区的进步文化新闻工作者借此机会纷纷创办起抗日报刊。在共产党的提议下,国共两党决定以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一份报纸,即《救报》。
在领导层的设置上,《救报》充分执行了统一战线方针:经双方商定,国共两党各拿出一半的开办费,由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方面派出总编辑夏衍、编辑部主任林林,国民党方面派出总编辑樊仲云、编辑部主任汪馥泉共同领导。但实际上樊仲云和汪馥泉等人对抗战既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还不时从经济和发行上进行扼杀,但我党为了大局着想,尽力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利用国民党人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名义争取报纸公开化,并迅速控制编辑大权,不让国民党在言论方面起大的破坏作用。
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著名报纸,作家文人集体办报是当时《救报》区别于党的其他报刊的特点。在其整个创办过程中,《救报》自觉地承担起组织巩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宋庆龄的政论、何香凝的诗词、郑振铎的杂文、冯玉祥的抗战诗歌、李公仆的战地通讯经常会出现在《救报》及其副刊之中,田汉更是为《救报》写了不少戏剧、诗歌、小品、新闻特写;广州的文化工作者如尚仲衣、钟敬文等同志也经常给《救报》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在当时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救报》同样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界朋友的精诚协作,影响深远。
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巧妙地与各种政治势力周旋,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
《救报》在其三年半的历史中迫于形势先后辗转三地,为了与当地复杂的政治势力建立联系,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救报》灵活地利用统战原则,主动出击,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上海沦陷后,停刊的《救报》决定尽快在广州复刊。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于是社长郭沫若利用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经人介绍拜访了广东军部要人余汉谋,为报纸的复刊争取到了广东军部的支持和开办经费毫洋2000元,使得《救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顺利复刊。
1938年年底,广州沦陷,《救报》筹备在桂林复刊,除桂系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都在桂林建立了据点,由CC派人物负责的中央社广西分社和新闻检查所对《救报》负有严密监控的任务。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救报》为了争取“合法”,实现与各政治势力“友好”相处,主编夏衍同志先后对当时的广西省省长黄旭初、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和新闻检查所所长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并表明态度:《救报》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善意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报》予以支持。应该说,《救报》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广西当局和其他性质新闻机构相安无事,顺利完成抗日宣传任务,与其在外联工作上灵活利用统战原则是分不开的。
坚持统一战线方针的宣传,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兼容并蓄客观公正
在谈到《救报》的新闻宣传时,其副刊主编林林深有体会地说:“当时我们要照顾统战,发表各方面的言论。既要宣传党的政策,又不能摆党的面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间群众接受。”②如其所说,《救报》从其特殊的使命出发,在宣传中有别于党的机关报刊,侧重强调了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合作,在择其精粹报道我党的抗日言论与抗日活动的同时,不受制于阶级党派的分野,扩大抗日论坛,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的宣传工作,影响和推动了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