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举制功能的呈现，也能促进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科举制 士绅 社会流动传统社会整合方式 社会重心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学者柯睿格基（Kracke，1947）以1148年和1256年的两份进士名录，用代际流动的方法对宋代科举制进行分析，证明科举考试可以使政府职位向平民子弟开放。何炳棣（Ho Pingti）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著作《明清社会史稿》成为后续研究的杰出代表，他基于详实的资料所作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开放性流动的观点。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 mobility）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功名取得者的总人数中有半数是平民。据此何炳棣认为，在代际流动方向，明清时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传统儒家人人平等的教育理想。近年来国内一些关涉社会流动的科举制研究基本上也都支持何炳棣的观点（参见吴建华，1994；何怀宏，1998；钱茂伟，2004）。另一派的观点则与上述研究相反，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魏特夫（Wittfogel，1947），他基于对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认为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是非常有限的。同一时期，潘光旦、费孝通则以代际流动方法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3发现虽然科举制为流动所开的门“似小而实不小”，但是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特维尔（Robert，Hartwell）、海姆斯（Robert，Hymes）以及艾尔曼（Benjamin，Elman）等美国学者则在此方向上走得更远，他们的研究与何炳棣针锋相对，认为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起到真正的作用。4
3 “科举与社会流动”最早发表于1947年《清华社会科学》，本文参考收于《费孝通文集》第5卷的该文，群言出版社，1999：440459。
4 海姆斯和艾尔曼首先质疑的就是何炳棣得出数据的分析方法。前者认为何炳棣选取父系三代以内直系亲属为分析单位，实际上遮蔽了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力量和姻亲关系的影响，相反他们以为用家族作为分析单位才能包含影响个人上升流动的全部因素。但在何炳棣看来，前者实际上混淆了“家”与“族”的概念，并且对于夸大了“族”对于“个人”的提携作用，盲目扩大“家族”的范围反而会遮蔽了真正的社会流动。在近作《读史阅世六五十年》中，何炳棣引用艾尔曼在《晚期帝国科举文化史》中的数据，证明明清平民出身的举人占54.27%，而清代平民出身的举人则占到61.78%。
这些研究争论的焦点在于，平民是否真的可以经由科举制上升？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是否具有公平性与开放性？其所达致的社会深度与广度具体如何?这些讨论因此指向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的理解。研究科举制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以及公平性，也旨在证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本身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种思路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面向：即理解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稳定与整合的能力。正如彼得·布劳所说，“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改变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上各类重要研究虽然并没有将科举制与社会整合作为直接的主题，但都与之直接相关。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依据既有科举制研究成果来理解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针锋相对的研究由于各自立场不同很难调和，那么它们对社会整合是否也构成相反的解释呢？作为与社会流动制相关的科举制，它发挥社会整合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阅读以上文献，我们会发现立场不同的研究实际上分享了一些共同点。
第一，绝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为：真正获得功名（academic success）的人群——士绅（gentry）5是少之又少的。与庞大的社会总人口相比，士绅阶层的人口数量是非常小的。根据张仲礼的估计，从太平天国前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士绅人数只占1%左右，并且如果考虑到大量在各级官府任职以及居住在城镇的“不在村”士绅地主，那么实际对乡村一般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士绅比1%小得多。即使是哈特维尔、海姆斯和艾尔曼，他们所说的“地方精英”也还是一个扩大化的少数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