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对健康、疾病与治疗的相关认知与行为的研究,它还包括将人类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健康、疾病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应用性工作。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大体有两端,一端侧重人类的生物性,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视角;另一端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主体。本文对社会文化视角的几种理论取向做了历时性梳理,并简要评述了国内相关的研究。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 社会文化 研究视角 民族医学
一、医学人类学的来源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医学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人群的健康、疾病与治疗相关的认知与行为的研究,它还包括将人类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健康、疾病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应用性工作。医学人类学大体有四个来源,主要包括体质人类学家的进化、适应研究,早期人类学家对民族医学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卫生运动。
早期体质人类学家受生物进化论影响,关注不同群体的体质特征与生物性差异以及人类生物性特征的演变规律,后来扩展到人类的遗传变异及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生长发育等研究,这些课题与医学研究有诸多重叠之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兰德(Alexander Alland)提出从进化生物学,尤其是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疾病、健康与文化特质的思路,推动了体质人类学家的健康与疾病研究,使医学生态学逐渐成为医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
民族医学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文化特点的疾病信仰与治疗实践,一般被认为是西方生物医学之外的其他医学体系。最早系统研究非西方医学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兼医生里弗斯(William Hallam Rivers),他于1924年出版了《医学、魔法与宗教》一书。在书中,里弗斯将非西方医学与文化的其他方面系统地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社会习俗与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应该纳入文化整体中,从信仰的角度进行研究。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大多数人类学家都遵循里弗斯所提供的框架研究民族医学。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民族医学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逐渐摆脱了信仰与习俗的研究框架,开始直接关注非西方医学传统本身,使民族医学成为医学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人类学家关注的另一个与健康相关的课题是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形成了以本尼迪克特等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该学派倾向于关注文化的整体气质、性格倾向、喜好与本性等人格特点,以及人格与文化的关系。本尼迪克特认为,人格特点与特定的行为类型是后天习得的,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天生的、自然的。一个人的性格如果与其所生长的社会所鼓励的理想人格基本吻合,就被认为是正常的;如果正好相反,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由此看来,在一个文化模式中正常的性格特点或行为,在另一个文化中就可能被视为异常的。因此,对正常或异常的判定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并因文化而异。对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后来成为心理人类学的理论源泉,也推动了人类学的跨文化精神医学研究。
医学人类学的另一个来源是国际卫生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启动了双边卫生项目。战后,这一项目扩展到了亚洲与非洲。之后,随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双边与多边卫生项目越来越普遍化。在这些跨文化场景中,医疗卫生工作者认识到,很多疾病与健康问题既是生物学现象,也是社会与文化现象,这就使得熟悉地方文化的人类学家有了用武之地。20世纪50年代,很多国际卫生项目开始聘用人类学家,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也正式得以确立。1968年,美国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人类学会,隶属于美国人类学学会。医学人类学会创办了《通讯》,并在80年代早期创办了《医学人类学季刊》,成为医学人类学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
综上所述,人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研究首先是由理论兴趣激发的,即把健康与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范畴加以考察,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活跃在国际卫生舞台上的人类学家则主要为了改进人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在医学人类学内部就出现了应用研究与学理研究之分。此外,由于来源的不同,医学人类学又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即民族医学、跨文化精神病学、医学生态学与流行病学,以及医学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与实践工作。
无论是在应用研究中,还是理论研究中,人类学家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都因文化而异。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疾病与文化之间互动的本质就成为理解人性的一种富有成效的途径,也是医学人类学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的独特切入点。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就疾病论疾病,而应该把它放在人们所处的文化场景中加以分析与理解。医学人类学中的很多理论争论正是在研究疾病、健康与治疗的过程中,围绕如何定义与处理文化的问题而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