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主持人里，我偏爱崔永元，却很少看他主持的节目，偶尔看一看，中间老是因为有别的急事而合去了。这矛盾我自己也无法解释，实话实说了。
若干年前，我和崔永元等人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到内蒙某地参加了一次种树活动。当时我种了几棵树，种的什么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崔永元种的那棵树以及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十分清晰一一他种的是一棵樟子松，苗很大，有半个崔永元那么高。种树的地点在赤峰科尔沁沙地南缘，那里挖一锹是沙子，挖一锹是沙子，再挖一锹还是沙子，直到把树种完，也没见半点湿土。树能活吗?崔永元狐疑着往树穴里浇了一桶水。这地点是当地政府事先安排好的，容不得崔永元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那棵树是连同一个柳条筐一起种上的，柳条里装着一些原生土。崔永元问：“柳条筐要不要抠出来?”有人说：“不用，筐烂了就成肥了。”
崔永元说：“这棵树种得可不容易，从北京到赤峰坐了一夜火车，下了火车又改乘汽车颠荡了大半天，才到这儿。”他摊摊手接着说：“实际上我种一棵顶别人种三棵——我挖一个坑，被踩平了，挖一个坑，又被踩平了。连续挖了三回，才好歹把树种上。”我笑着说：“谁让你是崔永元了，大家喜欢你才围观你，老百姓种树咋就没人围观呢!”末了，崔永元叮嘱当地一位农民：“这棵树，你替崔师傅看着。我下次来，它要活着，我一定重重感谢你。”
我曾应邀参加过几次《实话实说》的选题座谈会，与他是老熟人了。从种树地点返赤峰时我们乘同一辆中巴，而且是前后座，我说：“你可是名人了。”
崔永元说：“唉，其实我更愿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我的小女儿珠珠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我带着她去早市上买菜。刹车时，她在后面一拱一拱地往我腰上顶，特好玩儿。”
来沙地之前，刚满三岁的珠珠嚷嚷着要跟崔永元一块来种树，玩具锹、小塑料桶都偷偷准备好了。她瞪大眼睛说：“种树不就是玩沙子吗?”
汽车转过一片树林，视野中呼地涌入连绵起伏的沙漠和一块一块风蚀地。敬一丹喊：“请停一下车!”她端起相机叭叭一阵猛拍。崔永元说：“科尔沁沙地哪里是八百里瀚海，我看该叫八百里疮疤。”
车上的人听了心情都很沉重。闷了，谁都不言语了。
又闷了一会儿，一位地方报纸的记者从座位上站起歪歪斜斜地奔崔永元而来，一只手扶着椅背，一只手拿着笔记本，请崔永元给他写一段话。他说这是领导交办的政治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领导要扣他一个月奖金。他说，崔老师，我们地方小报的记者当得不容易，你就写一句话吧。他见崔永元迷迷糊糊地要打盹，赶紧从兜中又掏出一张纸，上面是他代崔永元拟的词儿。崔永元接过一看乐了，说：“同意，我就写这俩字得了。”
我说：“那不成领导批示了吗!你还是给重新写一段话好些。”
崔永元拿着那个笔记本，想了想，刚要写，车忽然狠狠颠了起来。崔永元说等车停下来再写吧，不然楷书全成草书了。
到了翁牛特，趁停车之机，崔永元拿起笔飞快地在那个笔记本上写下这样几个字：
大风起兮沙飞扬，翁牛特人种树忙。
那位地方报的记者连连道谢，下车乐颠颠地找领导交差去了。他刚下车，崔永元说：“还有两句，我没好意思往上写。”
我说：“那两句是什么?”
崔永元说：“……”车上的人听了，笑得天翻地覆。我说：“永元，你可别把这两句弄到节目里。人家请你来，不在于你种几棵树，主要是凭借你的号召力，给沙区人鼓鼓劲，倡导一种精神。”
崔永元没言语。我回头一看，他把太阳帽的帽沿拉得低低的，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崔永元累得够呛，尽管只种了一棵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