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江总书记召集的华东六省市书记省长会议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你采访日本大来先生的文章。”
在我接触过的近百名大大小小的中外经济学家中,我最为推崇的是日本已故的大来佐武郎先生,尽管只采访过他一次。
1997年末,我到江西省采访,省政府洪秘书长设宴为我洗尘。席间,洪秘书长对我说:“姜记者,你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呀。”听了这话,我一时懵了,但他却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毫无开玩笑的意思:“1993年江总书记召集的华东六省市书记省长会议我列席了,会议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你采访日本大来先生的文章。”
哦,是那篇文章,的确有些社会影响。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积蓄了几年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数不清的开发园区,全社会的招商引资,使经济增长速度扶摇直上,同时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到了1992年的秋天,日本的经济界和舆论界出现了中国经济可能“过热”的担忧,一位经济学家给当时是《经济日报》驻东京记者的我敲了警钟:“姜先生,中国经济现在内部的热情很高,外国对中国经济的热情也很高,两个‘热’加在一起,很可能会热得一些人昏了头,弄不好就会出现新的‘大跃进’。”
忠言逆耳。我觉得这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局,有必要给国内提个醒。但我一个普通记者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需要找一个日本重量级人物才行。找谁呢?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把日本一流的经济学家的资料“扫荡”了一遍,最后瞄准了日本经济学界的超级“大腕”大来佐武郎。
大来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日本的政治体制是由国会里获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阁,这个党的总裁一般情况下就是首相,首相会根据本党内“诸侯”们的地位和表现“论功行赏”,分别给以不同的大臣干干。所以日本的内阁大臣一般都是国会议员,偶尔民间人士入阁,也不过是环境厅长官、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等装饰门面的角色。而大来先生作为民间人士入阁,担任的是响当当的重头角色——外务大臣!可见他的才华和在日本的地位非常高。另外,他出生在中国大连,对中国十分友好。我国制定前几个五年计划时,就曾征求过他的意见。
大来先生本来很忙,但听说是中国记者要采访,马上就答应了。但他的秘书说时间只能安排半小时,而且要求提前传来采访提纲。尽管是用日语直接采访,但半小时也太短了。因此,采访提纲就是个关键,一定要让大来先生一看这提纲就能兴奋起来,就能开门见山地谈出观点来。
为了这半小时的采访,我用了三天多的时间,看大来先生的著作、论文及介绍他生平的书籍,但都没理出个头绪来。那天晚上,从大使馆开会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前不久万里委员长访问日本时,作为民间友好六团体总召集人的大来先生在欢迎宴会上致词说:“我十分欣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而不是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所以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好,有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像日本60年代那样,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时期?第二个问题,这种增长会不会一直很平稳?第三个问题……
大来先生很随和,平易近人,我们一落座,他就开门见山娓娓道来,听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兴奋得不能自已。有戏了!一定能写出一篇绝妙的好文章!
“国外的资金进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也进来了,这使得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整个社会财富增加了,人们的工资也提高了,消费水平自然也上升了。虽说工资和消费在提高,但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始终高于工资与消费的增长,两者之间有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就是现代资本积累。用这个差值来扩大投资、扩大经济规模。这个差值还说明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生产成本降低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强了,外汇储备也随之增多。这些因素都实现了,使各种条件都成为有利因素,必然形成良性循环,必然带来经济高速增长。20年前,我就此给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写过论文,《由良性循环实现高速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往往呈波浪型曲线。政府的责任就是削掉山峰、填平谷底,把它拉成一条直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理想状态。但政府就是要运用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尽可能使波浪小一点儿。连续三五年10%以上的增长,一般来说是很困难的。有时10%,甚至12%;有时8%,或者7%,平均下来就是8%～9%嘛!有时高速增长,有时稳步前进;有时快一点儿,有时慢一点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波浪不能太大,今年15%,明年5%,那会使经济出现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