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名士风度”与宋代“圣贤气象”是不同的理想人格类型,它们在价值取向、思想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它们均是古代士大夫人生哲学的体现,故而在士大夫主体意识、名教可乐、性情结构、超越境界等问题上有诸多共同点,着重论述了二者承传发展的关系与思想逻辑的脉络。
[关键词]名士风度;圣贤气象;理想人格;士大夫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1-0014-05
魏晋“名士风度”与两宋“圣贤气象”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但他们均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学者——官僚”的社会阶层,由于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理想。本文着重探讨二者的思想脉络关系。
一 两种理想人格的类型
“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它们是魏晋与宋朝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故而二者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魏晋名士往往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风流潇洒、饮酒服药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则总是体现出一种忧患民生、兼济天下、恪守礼教、修养心性的人生追求。应该说,这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形成的社会条件、文化资源、内在机制均有不同,故而它们在文化特质、思想形态、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差别。
首先,它们代表不同的价值体系。魏晋的名士风度明显体现出一种个体价值意识,魏晋名士普遍地表现出对张扬个性、崇尚自由、享受人生的价值取向。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突出特点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魏晋名士全面关注、重视与感性生命、个体存在相关的一切价值:从追求外表的仪态容貌之美(“传粉施朱”、“衣裳博大,风流相放”等飘逸风姿),到向往延年益寿的服食养性(如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从情色生的纵情享受(何晏等色欲过度而依赖于“五石散”),到口吐玄言的哲理清谈(名士们不谈国计、民生的“俗事”,专谈老、庄、易等表达个人智力快感清高身份的“清言”);从寻求归隐山林、率其天性的精神自由,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及时行乐,总之,一切与个人肉体与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艺术以及精神享乐与肉体快感等都是魏晋名士所追求的。即使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社会纲纪、名教秩序的肯定,但是在价值等级上个体价值总是高于社会群体价值。而宋明的圣贤气象所彰显的却是一种社会群体价值意识,他们普遍地表达出关怀社会、执着仁义、心忧天下的价值取向。尽管他们也追求身心舒泰、从容洒落的人生境界,但这种个人的身心自在最终必须依托在天理体认、尧舜事业的基础之上。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
其次,与这种价值意识相关的是,它们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差异。“名教”是指人伦纲常的教化,“自然”则是指个人天然而具的真实性情。魏晋名士普遍强调“自然”是“名教”的基础、根本,其实也是认为个人的真实性情是产生“名教”的根源与衡量“名教”合理性的标准。与之相反,宋明道学人士则认为纲常伦理的“名教”是人的性情的基础、根本,“名教”本身就是“天地之性”、“天道”,它是主宰个体情感心理的先验条件,也衡量人的情感欲望是否合理的标准。宋明儒家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将“圣贤气象”中社会关切和个体安顿奠定在一个以“天道”、“天理”、“太极”、“诚”为终极依据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名教与个体人格的终极依据均不是魏晋名士所说的“无”、“自然”,而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之中与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极”。这时,社会忧患、经世情怀的价值依据不仅仅是人文关怀,而是与阴阳造化相关的宇宙精神;同样,身心安顿、洒落胸襟的人道执着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对这个主宰浩浩大化的终极实体的精神依托。
其三,在宗守儒、道思想上也有差别。魏晋、宋明士大夫们以儒道为共同的思想资源,并且均表现出儒道互补的特征。但是,由于魏晋名士推崇个体价值、信奉“自然”是人格的根本,故而十分信奉老庄等道家学说,形成了“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儒道互补思想特征。而宋明士大夫更为坚持社会群体价值至上,主张以名教为内涵的“性”是人性的本质和基础,故而强调复兴孔孟的原始儒学,形成“以儒为体,以道为用”的儒道互补思想。
但是,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决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理想,这两种人格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发展中前后相关的两个阶段。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之间不仅有着明显的传承发展的历史关系,而且其问题意识也具有深刻的思想脉络与内在理路。下面我们着重对此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