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大大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快了抗日战争发动起的步伐。但这一符合全民族抗日要求的重要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史学界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一口号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于1935年11月首先提出来的。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严格讲却不甚准确。王明于1935年11月7日在《救国报》上发表的《答反帝统一战线的反对者》一文,确曾涉及“联蒋抗日”的问题。文章在批驳蒋介石及其谋士们关于中共不愿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军发生关系的“诳话”时指出:“中共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并公开宣称,只要蒋介石停止进攻红军,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救国报》第15期)。这些文字表明,王明确实较早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思想。但因为该文主旨是在于批驳反共谋士的“诳话”,所以对于“联蒋抗日”的理由并未作充分的论述,只是从批驳论敌的需要出发,一般性地表示,只要蒋赎罪自新,中共并不拒绝与他联合抗日。文章亦未明确提出“联蒋抗日”的口号及施行办法。笔者以为,以上述文字作为王明首先提出“联蒋抗日”口号的佐证,未免过于牵强。
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最早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劝蒋抗日”口号的是一位名叫陈奉奇的读者。1935年12月14日,《救国时报》第2期《读者通讯》专栏刊出陈奉奇关于抗日讨蒋问题的来信。该信在赞扬《救国时报》救国的热血“是很高量的”之后,对该报关于“抗日必须讨蒋”的主张提出了尖锐的异议。该信认为,蒋介石虽然以不抗日坐失东北、白送河北,“罪恶盈满”。但因为“蒋介石目下兵力算大,非共产党的军队或任何军队,所能以最短期间扑灭的”,所以先讨蒋只能“延宕抗日工作,多演内战祸根”。而“一面讨蒋,一面抗日,尤非任何军力所能做到”。因此,该信认为,在日寇以军事、经济、政治种种侵略手段,“日日进迫”,“亡国似在旦夕”的紧要关头“讨蒋不如联蒋”,联合包括蒋军在内的一切有训练的军队,“和全国民众的热力共起建立国防政府,以抗日救国,途径较捷,预备较易,实力较充,时间亦较短。此真所谓‘救亡之惟一前途’并‘胜利终必属我’之佐证”。该信还详述了联蒋抗日的主要理由,除前述所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最大且训练有素外,该信还特别指出,随着坚定如胡桃的红军难以打破,特别是日本政府公然宣布了欲消灭蒋介石的一切势力,并妄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等侵略政策,在此情况下,如果蒋稍有点国家观念,“头脑非如禽兽之无灵”,则在中共及一切反蒋军队与之联合下,蒋“必会由迷而悟,由悟而战”。“将来之蒋介石,亦必与前日之蒋介石异”。后来的事实证明,该信的这些分析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和有预见性的。半年多之后,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为起点,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对日政策渐趋强硬,抗日准备有所加强。而这一点正是嗣后中共及其他抗日势力主张联蒋抗日的主要客观依据。
基于上述理由,该信认为,若将“讨蒋抗日”的号召,改换成“联蒋抗日”的行动,将反蒋的言论,改为“劝蒋的忠告”。并以《救国时报》作中间人,向国共两党说合,此种行动,“必引起全国民众欢迎,从此内战消除,国力易充,救亡图存之前途,大有光明道路”。
这封简短的信函,从全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坦诚地阐述了放弃讨蒋口号、实行“联蒋抗日”方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文字上明确提出了“联蒋抗日”、“劝蒋抗日”的口号。比起王明的文章,其观点更为鲜明,说服力和针对性也更强些。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早向中共建言放弃“讨蒋”口号、实行“联蒋抗日”政策并来自群众舆论方面的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