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子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关键词：宋神宗；殿试进士；改革；《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
中图分类号：1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06)01—0100—04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一种历来为人论争不已但却又津津乐道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自隋朝开科取士起，经过唐宗、宋祖的充实完善，已日趋成熟。而北宋的殿试制，更把古代科举取士推崇到极致，显示出古代职官选举文化的特有风貌。
北宋大臣王安礼所撰《工魏公集》8卷中，大部分为其代皇帝、朝廷撰写的各种诏、制、诰等应制之作，胡思敬辑《王魏公集》，《豫章丛书》第106册，其卷4札子、策问部分中有《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5题，为是年宋神宗集英殿御试礼部进士试题。笔者整理点校《豫章丛书·王魏公集》时，发现这组人们很少看到的殿试试题［1］，试题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宋神宗朝殿试进士改革的真实情况，具体说明了宋神宗对殿试进士制度的承启与转折，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是研究宋代殿试进士制的珍贵资料。本文拟就此对宋神宗殿试进士改革作一探讨，以有助丁宋代职官选举文化的研究。
宋代是一个兴文抑武、优儒礼—卜的封建王朝。山于国势不如唐强盛，军力比较孱弱，宋初的几位皇帝积极谋求变革图强，文人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也十分强烈，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改革精神，终于促使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的发生，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即是其中之著者。
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创后，为统治阶级所看重。宋初科举，大抵沿袭唐制［2］，分贡举与制科二类。投考贡举的考生须先经本州考试合格“发解”至礼部考试。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为避免贡举一考定终身、利，名为权贵子弟独揽和考官办事不公，在讲武殿亲自“升殿”主持复试［2］(269页)。此后，举人经礼部举行的省试后还要进行殿试，殿试后合格者小须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由此殿试制正式确立下来，并成为科举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宋太宗即位后，渴望求取俊彦才杰，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御殿复试，内出赋题，大量增加进十科巾式名额，因当年冬大太宗亲征北汉，故自此贡举考试隔年或隔二年举行。宋真宗时，先后制定了考校进士程式和亲试进士条例，逐步完善科举考试的制度。宋仁宗朝，一方面建立了弥封和誊录的定制，加强了科考管理，同时也历经反复，改革考试科目，规定科考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通考为去取，罢帖经、墨义。宋英宗时，正式规定礼部“三岁一贡举”［3］，此法成为定制一直延续至清。宋初几位皇帝与士大夫在实践中探索推行殿试进十新体制，为后来来神宗对殿试进士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宋神宗是一位年青有为力谋富强、积极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3］(卷16，314页)，他深感封建统治的内外危机，急需贤臣辅佐，起用著名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执政，全面推行变法。在科举上，宋神宗深察贡举之弊，排除司马光、苏轼等名流的阻力，采纳王安石主张，改革考试科目，取消诗赋及明经等科，转增入进士科名额中，使进士科成为主要科日；更定科举方法，专以经义、论、策试士，每试4场：初人经，次兼经、大义10道，次沦1首，次策3道，礼部试增至5道，罢诗赋、帖经、墨义。特别是殿试进士改革原来以诗赋命题之制，专以策问，限千字以上［4］。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首次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并将以往礼部特奏名人试沦亦改为制策［3］(卷155，3619页)，这是宋神宗殿试进士的一项重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