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法国学者布迪厄的说法，资本不仅仅是指经济资本,至少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三个最基本的类型。“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合称为象征资本，它们往往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同样十分重要。……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14）布迪厄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不仅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而且资本与资本之间还有强弱之分。毫无疑问，城市的各种资本都要比乡村的资本强势，可以说，城市在各方面的高高在上，已经成为乡村不敢奢望的高峰，是弱势象征资本下不敢尝试的“异度空间”。
而在一个以“现代化”为共同目标的游戏下，城市对乡村的侵略是先在的、合法的、隐性的、长期的，这个领跑者永远在乡村面前拿走了最好的资源。在“乡下人进城”的不断尝试中，残酷的现实让乡下人开始明白，在这场并非势均力敌的现代战争中，如果进行正常的较量，这就是他们的必输之战。因为“决定一个人在游戏空间中的地位与游戏策略的不只是他（她）拥有资本的数量，而且还要看他（她）拥有什么性质的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在特定时间中的比值或兑换率。”（15）在这场被迫卷入的战争中，面对城市的合法侵略与强势资本，乡下人基本也是没有任何可以翻本的资本，除了投降就是挣扎。而彻底的投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被允许的，之前我们已经阐述过“穷”已经是一种罪，乡下人在政治权力的干涉与现代化的侵略下，已经没有选择继续贫穷的权利了。
于是，“乡下人”百折不回地再次进城，“原来在九都给人家垒鸡窝、砌灶房的小工儿，转眼间他就变成了包工头儿了，名片上也印着经理的字样了。原来在理发馆给人家做下手的，入了夜里要去侍奉男人的姑娘呢，一转身，她就是理发馆里妖艳艳的老板了。侍奉男人的情事就轮到别的姑娘了，事情就这样轻易哩，把椿树村的人赶鸭样都赶到城里去，三年后村里就有些城里模样了”（16）。在文本中，城市的侵略性隐去，聚集于乡下人是如何利用自身最原始的资本来对抗那些本身不平等的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通过这种原始的资本掠夺而使椿树村成为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复制品。在表层看来，在柳乡长与槐花们的努力下，贫穷村落成功地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成为现代农村的典范，而实际上这显示出的是现代城市文明强大的辐射功能，它不仅使作为边缘文化的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附属于城市，而且也使农村变成城市文化的“殖民地”。而这个“殖民地”骨子里的前现代性，使得椿树村在现代化的初始生长中更像“一个巨大的、假样的村落的模型儿”摆在村落聚集之中，成为一个非城非村的此在。
现代化的实现，决不是这么轻易的一个过程，“真”与“假”的乡村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隔膜。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并没有真正被消解。
三、传统：被拯救还是沦陷？
传统与现代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
在离开乡村之后，柳乡长敢说“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但在乡村仍然没有人敢公然地指出槐花们在城市通过“男盗女娼”致富的事实。反之，槐花们所带回来的资本是通过传统伦理下所能接受的解释而变得“合法化”的。
在开现场会的过程中，邻村的干部们向村民询问进城的“孩娃”在九都市干啥时，回答是通过蹬三轮车而成为运输队的老板，将财产的来源洗得清清白白，既合法，也非常符合传统的勤劳致富原则。“送货竟送出个车队来，蹬三轮车竟蹬成一个老板儿。人家没说自家孩娃原是在九都城里做过贼，偷车子几次被送回过槐树乡，人家说孩娃吃苦呢，原是城里的三轮车夫哩。虽然这车夫和老板儿那天壤的虽处让人有着疑……”（17）至于做了“鸡儿”的槐花则被柳乡长树为典范，柳乡长在其他村的干部面前号召向槐花学习，从政治上提高槐花的地位：“她不光把自己的妹妹从椿树村里带了出去了，还把同村、邻村的好多小伙、姑娘带了出去了。一帮一，一对儿富；十帮十，一片儿富——这就是我们要走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呢，就是我们日常间说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哩。”（18）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讽刺意味，但对乡村的“现代化”来说确实也是指明了一个方向。
对于槐花所从事的行业，柳乡长也是避重就轻，在虚实相生中变相地洗清了槐花的“案底”，“你们说，你们村有谁像槐花姑娘那样能干哩？你们知道不知道？槐花刚到九都才是一个理发店服务员，专门把腰弓着在地上扫头发，给洗头的男人、女人倒热水。有一次，她把有些热的水浇在一个女人头上去，那女人一口痰就吐在了槐花脸上了；还有一次扫头发，扫到一个男人鞋里了，那男人硬是让她趴在地上用舌头把他的皮鞋舔了舔……”（19）这番有血有肉的叙述让人们感受到了城市对乡下外来者的压迫，也能感受到槐花创业的艰难，从表层上看是使槐花的奋斗与收获“合法化”了，但其中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也会让人思量。处于共同的困境中的乡下人，也许早就心知肚明，只是说的人、听的人一相情愿地在共同生活的传统乡村伦理中将它“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