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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进城”母题的文化解读


□ 何锡章 鲁红霞

  这种丢弃在本质上是一种“放逐”。圣经上说,人类原是上帝的羔羊,由于本身的原罪而被上帝放逐到人间来受苦。在文本中,槐花们进城也是由于他们的“原罪”——与生俱来的穷,无法自救的穷。与传统的伦理价值中心相对,“现代社会是以科学性、合理性、世俗性、经验性和进步性为特征的”(6),这指明了现代性本质是功利的,非人性的。在这种语境下,“穷”成为一种罪过,人们只有选择富的权利,不能沦落为“穷人”,一旦成为穷人,便作为弱势群体而遭到社会的抛弃。那么,负罪的“羔羊”们被要求赎罪,其方式就是被放逐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异质文明——城市去获取财富,拯救椿树村的穷。
  那么,“槐花们”进城,其目的不同于祥子、高加林等人,想要在城市里获得个人生存的空间与个人的身份认同,由“城市外来者”变成一个“城市人”,而是带着被“现代化”判的原罪,被放逐到城市来赎罪。这种进城是非自愿的,是被强势文化与强势政权逼迫的,是“人治”与“现代化”合谋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柳乡长》中的“进城”模式,是一个承文本,是对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小说中“乡下人进城”模式的深化而不是模仿。槐花们进城,不是为了获得个人的身份认同,其目的获取城市里的经济资本。而获得资本的手段,在前文本里经过祥子、阿贵、甚至高加林等人的验证,脚踏实地地在城市的角落里耕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无论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是脆弱的,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与现代城市文明抗衡的。槐花们在城市里“男盗女娼”的命运,在被送到火车站之前,其实已经被决定了。而“乡下人进城”所遭遇的这种命运,在当下众多的以“乡下人进城”为母题书写的文本里面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个案,如孙惠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尤凤伟《泥鳅》、铁凝《谁能让我害羞》、刘庆邦《家园何处》、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和《紫蔷薇影楼》、吴玄《发廊》、邵丽《明惠的圣诞》等。《柳乡长》中槐花们的命运,正是对这些个案作了综合性的叙述,因此它可以被看做是“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一个总文本。
  
  二、城市:乡下人的异度空间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这是我们大地的怪胎/乡村和城市畸形疯长/要选择/意味着你还没有出生
  
  ——陈勇《农民—— 献给秦晖教授》
  《柳乡长》将视角始终停留在椿树村,对其短短几年来的变化作了深刻的对比。在槐花们进城前,椿树村既没通车也没有通电,行走与吃喝都成问题,而现在呢?
  日光像文火一样暖在山梁上,椿树村就显摆摆地展在那明晃晃的日光下,像一个巨大的、假样的村落的模型儿摆在山腰间。说是假儿哩,可又的确确着是真的,各家的房子是可以看到的,门楼和墙是可以摸着的,街上的老人和孩娃,是可以随意儿问东说西的。(7)
  这段话并没有具体地描绘出椿树村的实体面貌,而是用“真”与“假”来进行对村落的评价。“像一个巨大的、假样的村落的模型儿摆在山腰间”,“假”在哪里?新起的楼房门楼就有“一丈八”,楼外镶的瓷砖在省城买回来的,而且“那瓷砖是坐轮船、搭火车票从外国弄进省城的”。(8)槐花家则更为奢华,“像一座新式儿的庙院出现在村落正中央,一亩地,坐西向东竖着一栋三层的楼,楼房的砖都是半青半灰的仿古色,窗子孝是如木雕一样的钢花儿,钢花中还不时地镶着一些红铜和黄铜,像花叶里边的花蕊样。院墙呢,因为有铁艺,就成了城里公园的围墙了,墙下又都种了花,种了草,虽然是冬季,可那本就长不高的地龙柏和卧塔松,还有本就四季碧翠的冬青树,就在那黄苍苍的冬日里缀下了许多蓝绿色。”(9)家里的瓷砖不仅仅是用船从国外运回来的,还转乘过飞机,更为高级一些。槐花家的现代化,让全乡的村长干部们“都呆住了,在黑鸦鸦的一片人头下,满是一张张愕愕着的脸,愕了半晌儿,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话来,只有一声又一声的‘哎哟’、‘哎呀’、‘天呀’的被嗓子压住的惊叹儿”(10)。也许让人惊叹的不仅仅是槐花的家,更是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尽管小说中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对城市文明景象的描写,而椿树村的现代化明显就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复印与抄袭。
  “在以往,中国社会的轴心和中国文化的轴心乃是乡村,典型的农夫生活往往跟城市绝缘甚至从未见过城市而保持到最后,但每个城市人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跟乡村存在直接关系”(11)。同时,在传统中国或者说在整个人类史上,“城的起源都不是因为工商业的需要,首先是军事需要,次而由军事需要演变为政治需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这种军政性质”(12)。中国的现代性转变真正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表现是“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性社会的转变”(13)。城市不再仅作为军政需要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率先开始“现代化进程”,而乡村仍停留在前现代。城乡的对立势态及城市的快速现代化,完全是由于政策重心的偏移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农村利益的损害所产生的。因此,在现代功利性的指引下,城与乡两个异质的空间展开的是对资本的争夺,而争夺的条件,是以它们各自已有的资本为基础的。
摘自: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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