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底,又是扳着指头数着回家日子的时刻。我可以想见当我回到我的故乡,北方那个四季分明的小村庄时,我的生活将是一副怎样截然不同的情景。大伟、小星、军军、二鹏,他们都在。我们在腊月二十几的晚上,气定神闲地斜依在大伟或者军军家的宽大的沙发上。电视里不知名目的联欢晚会在播着,歌舞升平的音乐在他们吞云吐雾的嘴间被合着,大伟的媳妇则在更宽大的双人床上一只手支着头躺着看着,不时的我们寥寥数句对年少时光缅怀的谈话在缭绕的烟雾中间缥缈着。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的。
小济和斌斌很自然地就让我想到了我的这些兄弟们。尤其当斌斌最后站在派出所,背靠着墙,在一个警察的严厉目光下,仰着头,肆无忌惮地唱起《任逍遥》的时候。“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这与我的那些兄弟,在谈的兴起或者喝到酒酣之时,掏出自己功能齐备的廉价手机,很骄傲地给我们播放《你是我的玫瑰花》,又有什么区别呢?
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至少使他们成为自己心中的英雄!无论是游荡在街头叫嚣着要挣大钱要长命百岁要抢银行的斌斌和小济。还是在三峡断壁残桓的废墟间学周润发用纸点烟的小马哥;也无论崔明亮自诩为文艺工作者,要走出汾阳小城走向世界。还是小武侃侃而谈,等你结婚时,我送九斤钞票给你。都是街头巷尾的音乐或者电影或者口头传诵的传奇给了他们偶像,也给了他们改造世界的勇气!我懂得。正如每次我对大伟要跑到台湾暗杀阿扁的狂言沉默一样,我对贾樟柯的理解沉默。
一群赤膊的年轻人在舞厅里跟着《赤裸裸》的强劲节奏摇摆,绚目的光与影打在每个人的身上。小济泡野模赵巧巧泡到了鱼龙混杂的舞厅里。这是那个时代最新潮最显摆的泡女孩子的方法了。开场,斌斌走在聒噪的小镇街上,中国福利彩票的广告声音夹杂在街上轰鸣的机动车巨大声响里摊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里,直指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中奖休闲两不误。赵巧巧真的像一个“走穴”的艺人一样,开始和镇文化馆签约,开始站在卡车车厢替代的舞台上扭动腰肢唱起火暴版本的《走进新时代》……流行文化已经给每个社会的个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乡镇传统逐渐丢失的今天,贾樟柯告诉了我们,流行文化是怎样把乡村文明冲击的支离破碎,又是怎样影响当下的
年轻人的。
长镜头
小济在贾樟柯的长镜头里良久地吸着烟。街上依然轰鸣着市集的各种声音。他轻吐出一口烟。“乔三,死了好啊。活那么久干吗?30岁就算了。他还活了37呢,岳飞才他妈的活了36呢。”身后,自行车载着扎眼的花圈排成一条长龙,蜿蜒着穿过嘈杂的街道。
小济在无处不在的长镜头里挣扎着。贾樟柯说,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对普通人的尊敬,强调在完整的空间里尽量观察人的存在,感动了我。所以小济在大同的空旷堤坝上推了4分钟摩托车。所以从建设银行门前仓皇而逃的小济开着摩托沿着灰色的公路行驶行驶。普通人小济的寻常生活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得以充满质感地呈现。贾樟柯也藉此达到自己表现当代人真实生活状态的目的。
封闭空间和外部世界
《站台》里的崔明亮那天走进自己家门时,母亲对他说:有你一封信放在窗台上。崔明亮蛮不在意地拿起。一张明信片。“明亮:花花世界真好。——张军”这是《站台》里面第一次外部世界的讯息。后来,崔明亮跟着文工团去各地表演。有一天,卡车滞留在了一个空旷的河滩上。一声悠长的火车汽笛尖啸着冲出画面。崔明亮兴奋又紧张,火车!火车!率先跑向了高高架起的火车铁轨。所有的年轻人都兴奋异常地跟着跑向隧道的出口。火车兀自拖着长啸喷着白烟,咣啷咣啷,急驰而过。徒留下身后驻足欣喜眺望的年轻人。这是整部影片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外部世界的讯息。
《任逍遥》里同样如此。小济和斌斌自始至终挣扎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试图冲出樊篱的斌斌报了名要参军了。一张无情的肝炎证明却那么轻易地就把他的梦想埋葬在了区管安抚的话语里。小济的父亲从买的酒里,拿出了一张外国纸币。外部世界的信息再次通过一张陌生的纸币力透荧屏。小济和他身边的人却对此只能无所适从。“这一张就能换1000多呢。”
贾樟柯的故事往往设置这样封闭的空间。即使小济开着摩托在大同的工业尘土间横冲直撞,即使崔明亮坐着文工团的卡车走南闯北,总有一个无形的框架限制他们走不出去。如此,每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幻想最终构成了自己的乌托邦。
贾式新闻
贾樟柯善于运用巨大的工业时代的聒噪声响、市井民生的喧嚣、流行音乐的泛滥、机器的轰鸣来营造一个真实的故事世界。同时,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却被处理成安静的个体。小济斌斌,隐忍又执拗;崔明亮张军,故我又容易妥协……如此,庞大的社会和无奈的个体首先形成了故事的冲突。无疑,一个强悍;一个赢弱。一个漩涡;一个孤岛。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也不过这种苍茫中的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