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我调回故乡,于同安二中(今改名为翔安一中)教书,10年教师,10年校长,1999年底退休。改革开放30年,其中个味,我亲炙了。
调回同安二中,我就接任80届文科班教学任务。这是个差班。有人劝我说:刚学理发,便遇到“大胡子”,驼背翻跟斗,吃力不讨好;也有人替我担忧,79届文科4个班,200多名考生,才录取2名,弄不好,怕要“理光头”。
对此,我曾犹豫过,人到中年又初来乍到,接了差班,累点、苦点,倒无所谓;要是抓不起来,真正“理光头”,在新单位恐怕要居安不易了。可是,我又想到,既当了教师,就要当得实实在在,差班有什么,都是学生嘛,每个人都有责任挑起这副担子。记得有位教育家说过,每块石头都有美妙的线条,我决定像雕刻家那样雕琢出石头里的线条,使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而作为班主任更要善于从平时的观察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使全班同学都受到教育。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的头发留得很长,就提醒他去理发。“没时间呀!”学生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深思,恢复高考以来,学习风气有了转变,但其中不乏为跳“农门”而学的人。不是吗?有的学生政治热情低落,对集体活动不关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我透过这种“苦读”的表面现象,看到了不问政治的危险。有一位学生因担心自己学习不好会影响团的荣誉而写了退团申请书,这件事使我彻夜难眠。翌日清晨,我便把这个学生找来,以自己20多年争取入党的热诚,来激发这个学生的政治热情;之后,我又坐车乘船,到远离学校将近30公里的大嶝岛家访,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他认识到不能只抓分数,而丢了政治。
新的环境接纳了我,我的学生接纳了我,我犹如插上翅膀的鸟儿,在教学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当然,当我甩开臂膀要大干一场时,家庭“包袱”也把我拖住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夫妻双职工,爱人还要值夜班,该有多忙呀。但妻子作出牺牲,里里外外一把手,让我全身心浸在校园里。即使节假日,我也坚持在学校为差生补课。小女儿念小学,没人照看,我只好把她带到学校。我给学生补课,女儿就放在附近教室温书做作业。
一年365天,除了春节放几天假,我天天上学校,一心扑在学生的身上。有些学生见我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就笑笑问我:“老师都在家休息忙家务,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写文章?”我笑笑不答,仍然一如既往。后来,有些文学朋友看我当班主任很忙,就劝我不要当班主任,多搞创作;又有人说要帮我调到省青年月刊当编辑,我都婉言谢绝了。我心想,有多少花树需要我去培养,如果大家都调离教育部门,还有谁来做平凡的工作?我之所以有点儿文学基础,还不是由于从前老师的培养?教了20多年书,毕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感情。我谢绝朋友的好意时就说,我习惯了站讲台,坐编辑部多难受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连抓了4届文科班,同安二中声誉鹊起,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夺得全市文科高考状元。我之所以无暇顾及家庭,一心系在学校,看重的并不是名利,而是生命的价值和对党的教育事业执着追求。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83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荣获金质奖章,1984年被授予厦门市劳模的光荣称号。后来,我又被授予厦门市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消息传开了,有位学生天真地问我得了多少奖金,我回答说:“最好的奖金就是你们的成长。”
许多人追求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国家和人民给了我那么多荣誉,按理说,我也该歇歇了,但我的性格注定我不会甘于寂寞,而是会迎难而上,接受挑战,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1989年8月,我被任命为同安二中校长。担子更重了,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带好一班人?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我点燃了第一把火———引火烧身,给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参加占学校职数的评先、评房和工资提升,把它让给教工。说到做到,我履行自己的诺言,以实际行动感染全校师生。同时,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作证,要力争改善办学条件,使学校成为一流的中学。
但是,谈何容易!1989年正是多事之秋,学校、社会都不大安定,校园环境很不理想。校园一个大门三个小门,农民荷锄牵牛,常从校园穿过,有的居然公开在操场上放牧,甚至把牛栓在教师宿舍窗前屋檐下过夜,干扰了教学秩序。人心浮动,学生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有的教师不安心于教书想“跳槽”……
正如一部文学作品需要主题,一所学校更不能没有灵魂。这时,我们想起了久违的雷锋。人说“雷锋出国了”,我们偏要把雷锋请回来,用雷锋的精神来浇铸同安二中的校魂,培养雷锋式一代新人。1990年3月5日,师生们出自对雷锋的敬仰,学习雷锋“一分钱”的精神,节约零用钱捐资雕塑了雷锋塑像。雷锋塑像矗立在鲜花和绿叶交织的花圃里,笑迎莘莘学子,强有力地推动了学雷锋运动的开展。师生上进、积极、纯洁的心灵,化作和煦的春风,吹绽了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