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娇娃,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
“子珍生了吗?都平安吧?”康克清妈妈、邓颖超妈妈她们人还未进窑洞就急切地询问起来。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父亲形象的回答里是由衷的喜悦,他说的是我初出娘胎蜷缩成团的样子吧。算起来,我是父母亲的第五个孩子了,前面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战争环境中夭折或送人了。
邓妈妈抱起细细嫩嫩的我怜爱她左右看着,她痛惜地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
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起名字的父亲听了顿有感悟,她一锤定音地说:“对,就叫娇娇!”母亲也觉得这名字非常适合女孩子。
于是,我有了一个平平常常、清清亮亮的名字。
那年,我的父亲43岁,母亲28岁。
相濡以沫,夫妻十年
母亲生于1909年秋天,祖上是江西永新县的乡间望族。她从小就喜欢听民族正义感很强的故事,还在学堂念书的时候就参加进步活动,曾参加永新暴动,曾为营救落入敌手的同志,深夜以长布捆身吊下城墙,逃出城外报信。在遇到父亲以前,16岁的母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人们称颂的“双枪女将”。
母亲性格乐观,虽舞刀弄枪,却俊秀端庄。她的肤质像胭脂玫瑰般的白里透红,眼睛似月亮般的澄澈如水,两道长眉明明朗朗地透着英气,青春洋溢。有“纤笔一枝谁与似”之誉的女作家丁玲晚年言及在延安见到母亲的第一印象,还情不自禁地说:“很美!很美!毫不矫揉造作,简直想不到!”可见母亲当年“永新一枝花”的称谓,并非夸张。父亲初次见到她时,根本想不到这就是大名贯耳的贺子珍,还以为是哪位同志的孩子呢!
父母亲相识于井冈山,他们一同参加了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创建,一同到农村调查,母亲协助父亲完成革命史上重要的《井冈山调查》等著作,一同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战斗,一同走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经历了九死一生超绝人寰的磨难。
在第三次反“围剿”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有颗炸弹在母亲和她的战友身旁爆炸,两人顿时昏死过去。苏醒后,她们挣扎着连夜赶回部队。黎明时分,此前接以牺牲战报的父亲猛然见到母亲,欣喜之至,惊问:
“你们是人回来嘞,还是鬼回来嘞?”言毕乐呵呵大笑。
母亲也笑说:“我们呀,不仅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回来了。”
父亲说:“要是敌人认出你是我的老婆,会拿你的人头去领赏呢!”
“我的头长得牢张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母亲挺自信的。
如动脱兔,静如处子。战斗、工作以外,母亲还照顾着父亲的方方面面,除了抄手稿、理文件、缝缝补补,还想方设法为消瘦的父亲改善生活,摸田螺,抓田鸡,找辣椒,不厌其烦。有一段时间,父亲患便秘,母亲还向老郎中请教,借来通气筒打肥皂水帮父亲通便。同样的,父亲也很珍惜母亲。
长征途中在贵州盘县,敌机向红军休养连隐蔽处轰炸,母亲为掩护一位受伤的师政委,被炸弹炸得遍体鳞伤,鲜血浸红了她的衣服。一些领导想把生命垂危的母亲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
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二是安全不能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并马上派傅连▲医生主持抢救。
父亲的刚毅感染着母亲,她终于闯过了鬼门关。
母亲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父亲则评价母亲为“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
在与父亲共同生活,忘我奋斗的10年里,母亲多次怀孕生育,而婴儿不断夭折或忍痛就地送人,她的头部、背部14处受伤,有的弹片一直未取出。身心的创巨痛深,超出了一个女性、一个母亲所能承受的极限,灾难性地损害了她的精神她的健康,但她仍觉得自己可以为革命多做些工作。
父亲忽略了母亲,忽略了母亲柔弱内里的刚强。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远没有刚到延安前多了。有时,还会为一些事情各不相让。
母亲忍受不了文化的差距和感情的失落,她不想落后于人,更想寻回自己。
刚出月子没多久,母亲就把我交给奶妈,刻不容缓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在抗大,过的是集体生活,母亲克服困难,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操练,保证出勤。有一次,竟因贫血晕倒,但她还是坚持着。斯诺先生在关于我父亲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