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缺德”非那“缺德”
程 麻
《裸眼看日本》这部书稿初成的时候,中日关系还没有像眼下变得这么复杂,那时有人看过,曾担心书中对日本文化心理特征的概括与归纳会“无事生非”,恐于中日友好有碍;而后来,到中日关系逐渐显现出冷却与僵持的迹象以后,又有人觉得书中的语气还不“强硬”,似乎“火药味”可更浓烈一些。同一部书稿时隔不久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自己也禁不住感慨。在眼下习惯于“跟风”、热衷于“炒作”、不太情愿冷静思考与据实说话的时期,想平心静气地谈点个人看法是多么不容易!不过,这种种反应倒让我对当初构思本书稿时的角度与立足点更自信了,因为想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醒中国民众今后对日本文化传统与中日关系的认识应该力求理智与务实,避免过于感情用事而左右摇摆,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理解的程度能够较前深入一步。
写《裸眼看日本》这样一本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是本人近年来梳理战后日本的中国学发展轨迹,特别是选译十卷中文本《竹内实文集》的副产品。日本著名的中国学者竹内实先生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抱有深深的依恋之情,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并热衷于向日本人介绍中国,而他最著名并发人深省的命题却是认为日中两国之间“友好容易理解难”,这无疑是其深切感受到日中文化传统巨大差异的肺腑之言。竹内先生这一看法也使我时时回顾自己以及众多中国人对日本国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看法,觉得实际上与日本人对中国似是而非的理解程度差不到哪里去:虽然中日两国常把“一衣带水”的说法挂在嘴边,但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却经常好恶溢于言表,对那里的实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特征并未了然于心。中老年中国人一提到日本,都不免义愤填膺,昔日所受的伤痛同与之修好的意愿相互纠缠,难解难分;青年人喜爱日本电器等产品精致轻巧,可实地去感受过的,又大都抱怨那里人情淡漠,好奇的热情随之降温。因此,虽然近年来中国留学生或东瀛华人的出版物逐渐多了起来,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术论著更是分门别类地日趋详尽,但是,能够向一般中国民众既言简意赅又雅俗共赏地介绍日本人文化心理基本特点的书,还是少了些。受竹内实先生不懈地向普通日本人描述与剖析中华文化传统的启示,我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应该写一本最好像剥茧抽丝那样由表及里,最终能够通俗易懂地搔到日本民族心理传统“痒”处的读物。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近代贫弱挨打以来,中国人被逼不得不时时反省自责,相比之下对加害者的真情实况的认识与理解却往往以激愤代替理性,既不准确也不透彻。以前对日本国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看法是这样,如今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想象也难免“神话”的成分。如前者,中国受其欺侮近百年,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像美国学者的《菊与刀》那样影响广泛的著作。读《菊与刀》,觉得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尽管美国人也曾因太平洋战争对日本耿耿于怀,但作者并不热衷于批判日本文化传统的病态,揭其“痛”处,而是能够比较客观地整合种种材料,以相对冷静的态度求其触及日本传统心理的某些“兴奋点”,进而概括出了日本人既谨慎又残忍、既优雅又冷酷,所谓“两极并存”的心理结构。这显然是作者基于欧美近现代二元论哲学观念得出的结论。正是如此客观冷静的态度,使其有可能成为战后美国人占领与管理日本的有益借鉴。
实际上,解析任何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都不应仅仅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视角。如今《菊与刀》问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早该将近百年来关于日本的恩恩怨怨沉淀成对东邻文化传统的冷静认识,升华成毫不逊于甚至比欧美学者更为深刻的看法,这是中国人为中日两国真正相互理解应有的努力。
中国人立足于自身文化视角来解析日本文化心理传统,无疑应该以华夏的伦理文明作为参照系。这种不同于欧美人的角度,将使世界的“日本人论坛”多一种中国的声音,使其显得更加多元,也更加丰满。
世界各种宗教都曾传入中华大地,但中华民族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世俗伦理文明,毕竟是与西方宗教文明反差最大的文化类型之一。日本作为东亚国家,也接受过中国典章制度甚至儒家观念的影响,可从我在日本的实地感受来说,总觉得日本应该划归为与中国宗族伦理文明有别的另一类文化传统。这就像中国人不可以自以为是地将所有东亚邻国都归为“儒家文化圈”一样,必须承认人家各有自己的独特本质与风貌。回顾历史不难明白,宋代理学成型是华夏传统最典型的阶段,那是中华伦理文明的成熟形态。这一境界的实现意味着中国“文化”型社会的形成,反过来也意味着其“武化”优势的丧失,借用当前的流行词就是“软实力”日厚而“硬实力”变弱。上自“五胡乱华”,后来宋朝灭于金、元,和明朝灭于清等等,都是中国历史大视野中弱“文”败于强“武”的例证。相比之下,日本作为比华夏后起的民族与国家,在走过了渗透在《源氏物语》或《枕草子》等古典名著中那种“原始”淳朴的情调之后,到“中世”镰仓幕府武士阶层形成,日本历史似乎开始竭力找补像中国早已超越的春秋战国、楚汉相争甚至三国分合等尚武的阶段,逐渐凸现出了“武化”文明的特点。正如一位台湾同胞在回忆父母一辈通过日语所受的殖民式现代教育时,认为那种教育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必分强弱,弱小国家理应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要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定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了那整个世代(郑鸿生《大陆想象》,《读书》,2005年1期)。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文明演化进度的巨大时间落差,使彼此根本无法进行围绕同一主题的平等对话。日本文明长期信奉的是实力原则,不太懂得也不愿承认即使弱势民族也有“面子”即自尊的权利;中国人鄙视日本侵略军蛮不讲理称其为“鬼子”,但又无法靠伦理道德的说教使侵略者停止与改悔罪恶行径。这好比中国俗语所说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为二者心目中的“理”根本就不一样,犹如牛头难对马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