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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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还住在朝阳公园门外朋友家里，一天早上，楼上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一封信，是咪咪方从三藩市写来的。因为不知道我的地址，经过几个朋友之手耽搁了几个月才转到我这里，信皮儿已经有点皱了。她在信里写她就要高中毕业了，考上了东部一个我拼不出名字的公立大学的英文系，夏天就要从家里搬出去，租房子或者住学校宿舍。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当地人，诚实、文字能力强、理智但是沮丧——她在信中问我“是不是和我爸有点像”。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尽快念完这四年大学，然后回北京找一个小学教英语，然后每天混，写剧本或者小说。她信中的原话是“过一个北京女孩该过的日子”。咪咪方十三岁跟妈妈移民美国，一直不习惯加州和英语，想北京。她念十年级那年放暑假自己回过一趟北京，我请她吃东西，孩子说想回中国读大学。我跟孩子说，你已经考不上中国的大学了，你的中文就停在十三岁，之后接受的认识都是英文的，翻回中文理解力就钝了一步，怎么能和本地那些一心通过考试解放自己一直都在本地语言环境中的孩子竞争。想回来也要在外边念完大学，假装留学归来。我还对孩子说，北京作为一个新的消费中心，过去那种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失，你不要太理想主义。
咪咪方在信中问我，她爸爸理想主义吗，还是一个经常感到沮丧的人?是不是一直都在压抑着一种情绪?她和父亲住的那几年还太幼稚，不是很理解他，问我能不能告诉她一些关于她父亲的事，“他到底有没有信基督一天主教”。咪咪方在信中留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我给她回了邮件，说信收到了，祝贺她考上大学，告诉她我的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以便联系；告诉她我的看法是她父亲没有真信基督一天主教，他最后那几天的精神状态毋宁说是迷惘。
时间太久了，我已经记不得在那封邮件里还说了什么，只记得写邮件时的心情：难过，有一点激动，觉得孩子还太小，很多话不能说，尤其不能隔着天空说。想等到她再大一点，多接触一些类型不同的人，结两次婚，自己经过一些哀乐，那时候还想问，再当面跟她聊。咪咪方信中夹有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人在阳光中笑，紧张、单薄、有所保留，和方言十几岁时一模一样，只是个女孩。
邮件发出后没有回音，也许是孩子忙，新生活，总是有顾不上，按旧中国的标准，进入大学也算走上社会了，也许是我把她邮箱字母大小写拼错了她没收到，我总是不能正确拼写英文，不知道。我以为很快就能见到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第一个十年，夏天学生放假，高速公路堵车，飞机一架架横着从天上过，我会想一下咪咪方，手机上进来不熟悉的号码001什么的，会闪一念是她?人有太多理由不互相联系，久之，这份惦念也淡了，只是在机场接人、欢场熬夜，身边走过年轻讲英语的圆脸果儿喜欢多看一眼——都忘了为什么了。
慢慢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过去了。一代代果儿苍了，下了枝头。我也从中年步入老年。一生交的朋友都散了，各回各家，建立养老公社共度晚年的计划成了泡影。住在城里的费用太高，我收集了一下自己的存款，照目前的方式活，活不到八十就要沿街乞讨，而照紫微斗数的预测，我的寿命是八十四。朋友也都穷了，老住人家也不合适。于是收拾下自己的一点衣物，告别了最后一个房东，自个儿搬到五环外早年也是朋友给置下的一所小房子里，不出门，也不再上网和记日子，我的时代已经落幕，该尽的心都尽了，剩下要做的是把阳寿度完，不闹事，不出妖蛾子，安静本分地等着自己的命盘跑光最后一秒。这个世界已经与我无关，我每天眯在床上，补这辈子缺的觉，醒了就看窗外天空，看蔚蓝，时刻准备着这个大家伙嗖一下跑掉——翻脸。
酷热三年后又是豪雨三年，春天也不见晴日，门前的玉兰没抱成朵儿就成湿纸了。这年暮春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报了半天名儿没想起来——说，上世纪我们一起玩得很好的一个孤老头在家里花盆拉了一泡屎再也没站起来，几天后成了酱豆腐被警察送去火化。“北京市老联”、“孤联”联合出钱买了棵柿子树，把他栽在密云水库山上的“万人林”。遗产律师来处理遗物，网上到处发消息找他的后人，一个和他住同楼，年前还帮他买过小苏打丁烷气简和一瓶医用酒精的孤老太太，也是我们旧果儿，才得知。孤老太太建议大家到密云春游一趟，顺便给树浇浇水。没一个人响应，都说腿脚不方便，有事儿。求了一圈儿，比较多的态度是就近找个地方让活着的人聚聚。上世纪也忘了谁说过，人死了，开个欢送会，让剩下的人有个理由乐乐。孤老太太上世纪就特别爱操办把生人变熟，把熟人弄腻这种活动，过两天电话打回来，说地方找好了，上世纪我们常去的酒吧还剩一个“蒋9”在营业，还在原来的地方，是蒋号的孙子在经营，已经跟蒋孙说好了，包他一夜。
天上往下掉槐树穗子那天夜里，我进了蒋9，看见一群苍鹭和信天翁朝我狞笑。我做了充分现实很残酷的心理准备，但现实比我的准备还残酷，我问他们：咱们熟吗?他们说，瞧你丫那操性。我伸出我的手，那是一只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