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先生,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至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末因力挺市场经济而被起了“吴市场”的雅号,后来又演变为“吴法治”……吴敬琏先生一直是媒体的热点。
谈顾准: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有幸认识吴敬琏先生,是缘于《顾准传》的写作。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顾准母校的晚辈学者,我通过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的介绍,专程赴京采访吴敬琏先生。无论在何种场合,吴先生总是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当他悉知我写顾准传,非常愿意玉成其事。
说起顾准,吴敬琏先生开门见山:“顾准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理论观点、治学态度以及处世哲学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
吴敬琏先生向我介绍说,他与顾准结识,始于1956年顾准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据他忆述:顾准初来的时候,担任他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但顾准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顾准一心想钻研经济理论,继续在党校已经开始的探索。当时,顾准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一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其时的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吴敬琏先生推崇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从这点来看,可以说吴敬琏是世界上最了解顾准的人之一。
吴敬琏与顾准成为莫逆之交,则是在河南息县东岳的“五七干校”。他认为五七干校是知识分子的“炼狱”,是对知识分子系统性迫害的产物。他说:“往事不堪回首,我想起了每次在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时,顾准和我被迫把戴在脸上的眼镜摘下来,这是因为在那时‘眼镜’是知识分子‘原罪’的象征。不过现在回过头静心想一下,对个人而言,在东岳的五七干校的经历是‘不幸中之大幸’……”吴敬琏先生认为以下三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东岳我真正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自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以来,我就一直是积极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到经济所搞运动时,训斥前辈经济学家骆耕漠,像训孙子似的,还十分理直气壮;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1969年下干校,连锅端,去求赎洗涤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有了干校的洗礼,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我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第二件事,在东岳我与顾准先生交往很深,成为忘年交。这是我人生之一大幸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曾经议论过康生(他总是插手学部的的事情),于是就被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我被打成‘帽子拿在人民手中’ 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到干校的劳改队劳动,开始和顾准朝夕相处。这时,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际上带领大家劳动。我在没进劳改队以前就干过农活,也做过瓦工、电工,都还能够胜任。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便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这劳改队里。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而且已经开始痰里带血了,但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在劳动之余,顾准带我进行有益的精神漫游,我们读书交流,举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无所不谈……
“第三件事,在东岳开始了我人生道路的新的起点。通过干校的底层生活,我感悟到不止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体制(指计划经济、“左”的路线)下受罪,受苦最深的却是广大农民。而原来在书斋里,对此是不了解实情的。我了解到了发生在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信阳事件’真相。顾准与我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挨斗。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顾准告诉我,他早先也不知道民间疾苦,出门便坐车,如果‘三反’不撤职,自己跟那些官僚一样,养尊处优。1959年至1962年,顾准被打成‘右派’下放河南商城,才亲眼目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顾准与我一起探讨这个发展的道路与前景,我以为探索的起点是在东岳和明港,探索并没有结束,没有句号。顾准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充分空闲时间的机会,从希腊史开始我们的历史漫游。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顾准的鼓励下决定恢复我在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