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秋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副团长。2006年的一天，笔者慕名来到北京军区政治部第一干休所，采访了李遇秋。毫不夸张地说，与李遇秋接触，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腿脚灵便、话语铿锵有力。回忆起《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的创作过程，老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这部作品是我与晨耕、生茂、唐诃通力合作完成的。当年，我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合唱、全部器乐总谱的写作……
随着李遇秋的讲述，他当年参与合作《长征组歌》的历史，渐渐在我眼前清晰浮现。
“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晨耕、生茂和我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谱曲后的《长征组诗》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我们3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然后进行了分工。”李遇春对当年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他对我说，《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后，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的晨耕带着他、生茂和后来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进况。萧华听后觉得满意。于是，不顾疾病缠身，萧华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个人“上长征历史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的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
回忆到这里，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由于晨耕做文工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因此，写总谱的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这个科班出身的创作员肩上。
李遇秋对我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创作过程中，他经常想起萧华给他们讲的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人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领导只好决定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了40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
大概是由于科班出身的缘故，在创作中，李遇秋有一个原则和决心:一定要坚持用交响乐的形式来体现《长征组歌》深邃的内涵。他说：“不管当时的条件有多么简陋，但音乐不能简陋。我用写多乐章交响乐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去驾驭全局，用写大型歌剧的精神去认真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场景音乐仍然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轰动。每次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纷纷拥向后台，把出口处堵得水泄不通，争着要看“红军”的风采，当时那种火爆的场面不亚于今天追星族们的那种狂热。
“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1929年，我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幼年丧母，靠父亲行医维持生计。”李遇秋说。
少年时代，他就听进步教师讲过“朱、毛带领红军万里长征”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官员望风而逃，冀中平原一时大乱。1938年八路军进村后，立即发起抗日救亡的宣传高潮。李遇秋的两个哥哥跟着八路军上了前线。1940年，11岁的李遇秋进入“抗中”学习，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