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动画大师万籁鸣,是中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他毕生追求进步,历经坎坷,充满了传奇色彩。
莫名受辱痛恨洋鬼子“国耻挂图”流传全中国
万籁鸣,本名万嘉综,1900年1月18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南京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是长子,与二弟万嘉(号古蟾)是一对双胞胎。
他6岁入私塾开蒙,厌恶死读古书,不背书不写字,却在课桌上偷偷画老塾师像。一次正巧被发现,老师见这幅人物肖像画画得不错,竟没用戒尺打他,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万籁鸣读书半年,只会写一个“马”字,但字写得很好,有骨架,有精神,原来他喜欢马,同学们都笑他是“马痴”。他对马情有独钟,各种色彩的马以后都画进了动画片《大闹天宫》,堪称“画苑一绝”。
1916年,是他人生转折的一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任绘图员兼缮写员,遇见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任该校教务长。他见万籁鸣工作勤恳专心,业余时间学习勤奋,就让万籁鸣听自己的课,为他创造深造的机会。陶先生向他灌输爱国思想,并指导他读书,提醒他重实际效果,从而影响了他一生。
1919年,商务印书馆向全国招聘工作人员,在报纸上登出广告。万赖鸣跃跃欲试,寄画稿自荐,竟被选中,赴沪发展,自此走上专业绘画的道路。他的画形象生动,富有时代感,令人刮目相看。那时他才20岁,美术部主任竟尊称他为“籁翁”。
由于万籁鸣是业务尖子,有机会与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名家接触。受这些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的影响,他加入了进步美术团体“晨光画会”。商务印书馆除了他参加之外,还有两位同事:一位名叫董亦湘,在字典部编译所任助理编辑,长得胖胖的,举止文质彬彬,说话轻声慢语;另一位名叫柳圃青,是美术修版工人,中等身体,性格耿直,嗓音洪亮,离得老远也听得见。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与群众谈话极为巧妙,往往从议论画稿扯起,转弯抹角,将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国家大事上来。每当万籁鸣听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时,他都气得颤抖,脸上火辣辣的。原来,他到上海谋生不满一年就受到了洋鬼子的欺侮。一次,他在南京路购买美术用品,走到先施公司门口,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水手突然伸手,将他头上的红结子小帽用力摘掉,抛向街心,接着哈哈大笑。按我国习俗,摘别人帽结子被看作是极大的侮辱。万籁鸣顿时怒涌心头,冲上去一把抓住那个醉鬼跟他评理,那家伙拔拳就打。此时,路旁突然闪出两个又高又大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呼他们为“红头阿三”),他们帮外国水手说话,哇里哇啦大叫,示意要万放手。万籁鸣有理在此,当然不肯,一个印度巡捕就用警棍狠狠捅万,行凶的水兵趁机挣脱横过马路溜走了。万籁鸣身受此辱后,联想到列强践踏中国的种种罪恶,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以画笔作武器,画了一套“国耻挂图”。他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画起,直至《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简直是一部形象化的近代中国血泪史。在作画的几个月里,万籁鸣疾病缠身,但他难抑愤慨之情,仍抱病走笔,加班加点,终于完成了画稿,画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向全国发行,各地许多学校和工厂、商店争相采购,或在校园内张贴,或在厂区店堂悬挂,同仇敌忾,掀起了一股反帝怒潮。
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无故枪杀纱厂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市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愤慨。万籁鸣怒不可遏,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在南京路附近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挂出他画的“国耻挂图”和人体画《物质的压迫》。意犹未尽,他又画了幅揭露南京路惨案真相(美国军警开枪射击游行示威的中国学生、工人)的巨幅漫画,并把此画贴在南京路马路边,呼唤国人奋起反抗。
万籁鸣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得到中共组织的信任,他的家也成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几个秘密会扯中的一处。20年代早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董亦湘就住在万籁鸣家楼上。若干年后,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翘起大姆指说:“万籁鸣是大艺术家,也是老革命!”
深明大义 为党藏手枪 廿八年后 故人又重逢
万籁鸣与董亦湘、柳圃青、戴其西等中共党员结交,生死与共,留下了一段革命情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遍及全市。一天中午,万籁鸣的爱人陈蔼卿和孩子正准备吃饭,忽然听到后门传来“笃、笃、笃”的轻轻叩门声。陈氏先是一惊,走去把门开了一条缝,往外一看,原来是戴其西。他在万家开过会,陈氏与他熟识,忙请他进来。戴低声急促地说:“蒋介石命令军警到处抓共产党,形势危急!我身上藏着手枪,大白天马路上人多,不安全,就拐到你家来了,这东西放一放,晚上来拿。”他边说边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门缝递给陈蔼卿。她知道,这年头为共产党私藏枪枝,万一被查出来,说不定性命都要赔上。但她深明大义,二话没说,接过手枪,急忙上楼,把枪藏在亭子间木床底下。这时万籁鸣也从楼上下来,为戴轻轻开了前门,戴其西紧紧握了一下万的手就匆匆走了。当晚戴其西又来到万家,取走手枪,分手时依依不舍地对万籁鸣说:“后会有期,以后我们总有见面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