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盛一九七八年生。近年来陆续在《诗刊》《散文》《山花》《美文》《中华散文》《诗歌月刊》《文学界》《红豆》《红岩》《山西文学》《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百万字。有作品入选《布老虎散文》《新散文百人百篇》《中国青春文学精选》《中国散文精选》等。著有长篇散文《一个人散步》《你往哪里去》,长篇小说《花间词话》《当年只有我和你》《恋爱的黄昏》等多部,已出版旅游随笔集《绵山访贤》。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太原,任某报周刊执行主编。
木头房子
幼年的某一天,我们用废木料搭建了一座房屋,有门和窗子,可以供想象中的未来居住。屋子很低矮,并且呈现出不规则的多边形。它建造在院子里,占据了很小的一角,多年以后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具体位置,但可以记起它的名字。因为是用粗短木头做墙壁,细长木头做屋顶,所以房子就俯伏在地上,几乎低到了尘埃里,我们称之为“宽大的积木”。我们当然没有住进去,它在记忆的空间里存活多年,再也没有长大,低矮的墙壁一如往常。这些年下来,我们依靠虚构和想象积累了许多类似的居所,从南到北,一座连一座,似乎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富有的王国,我们终将成为一个地产大鳄。与此相对照,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找不到落脚之地,在生存的边境线上盘桓多时,到现在为止都住在别人的房子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安全感,经常搬迁,并从梦境中醒来,发现周围非常陌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太久,茫然不知归路。
我后来学会了写作,吃上了文字这碗饭。但在母亲看来,写多少书还不像在乡下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可靠。房子可以遮风蔽雨,触目可见,现在农村娶亲说媳妇离了房子都不行了。母亲对城市里的楼房没有概念,她只知道在乡下娶媳妇盖房子的艰难。我承袭母亲思想,在成婚以后,屡屡以自己乡下有住房而引以为荣。说出这一点,恁地可笑,因为最近十年,每一个农村都大兴土木,翻修的新房比比皆是。我家的房子是近二十年前盖的,夹杂在邻居家亮堂阔大的新房中,已经显得落伍了。我甚至向母亲夸口,等自己有了钱,一定要把房子再翻修一下。然而这一句话说了十年,不仅没有兑现,而且结婚后出现了在城里购房的现实难题,看起来,就要成为一个空口许诺了。母亲却从来不以为意。你现在能管得了自己,我就烧高香了!她总是以这样的语调说话。多年以来,母亲量入为出,节俭到了极点。在我求学的那几年中,由于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家计紧张异常,甚至到了连给我寄一封信都需要向人求借的份上。但母亲硬是靠自己的检点,用了十余年的光阴盖了几间新房,并且说,要是你在家住就好了,哪用在城里花钱买新房子!我听了只能苦笑不已。
最近几年里,省城的房价疯涨,学着母亲的样子,我们量入为出,正常预计:在十年之后可以一身轻松地住上新房子。这样一合计,租房的历史就需延长一倍,似乎过于久长了。有一些日子,因为购房的事,我对于自己的将来忧心忡忡。在我的几位朋友相继沦为房奴之后,我暗自揣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对自己的不屑和鄙夷。因为截至目前,我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有一天,我回到祖宅,看到堂侄们在玩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找一些旧木头,盖一所新房子。他们干得专注入神,根本没有留意到我站在他们的身后。因为很少回家,我对他们并不熟悉。然而他们的神情和我的堂哥们酷肖,那“宽大的积木”也和我们幼时玩过的游戏如出同源。低矮,笨重。像一个蹩脚的木匠做的木活。我抬起脚,不小心踢了一下他们的房子,这下子,他们都抬头看我。其中最幼小的一个,应该是我三哥的孩子吧,鼻子下挂着一道鼻涕,问我:你是谁?大些的拉了一下他的手说,这是叔叔。军军,我们都叫叔叔。你也应该叫他叔叔!
世事如烟
近几年来,在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常常会遇到同姓同辈之人。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闫氏后裔越来越多了。但我们的语言并不相同,生长的环境又各自迥异,再不会矫情地攀亲论戚了。尽管事实很可能是:五百年前甚至更近的时光里,我们本是同宗。这一切已经无须确证,因为并无意义。只是,当我在不经意中回想这些年来的相遇,还是有一种刹那间的错觉。就有那么一个错愕的瞬间,我看到了曾经的光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虚拟,世事更迭,生命如白驹过隙,我们又何曾想到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呢?但对于我们的当下而言,这又是最为无足轻重的一环。它不可能改变什么,更不可能使我们铭记于心。那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事物早已在往事的链条中生根发芽,渐渐地长得足够粗壮结实,这是构建我们生命的一个个基础,它们使我们的爱与恨像高明的射箭手一样命中靶心。
后来,我把自己假定成一个外出者。离开故乡愈远,距离的力量愈加显现。每逢辗转于居住地与出生地之间,我都会被一种僵硬的力量击伤。我想起自己拿着父亲从伯父那里借来的族谱离家的前夜,黯淡的灯光将屋顶照射成氤氲的一团。因为几月前连日阴雨,这座已经建成十八年的窑洞开始掉落白灰。像一个行将老去的人,它再也掩饰不住疲态。母亲一再地提醒我:不要抬头仰脸,否则屋顶的灰会掉到眼睛里。但我知道对于一座房子而言,十八年,连衰老的边都够不着。我记得分外清晰的是:十四年前,我虚岁十六,我们从祖宅搬出来仅仅四年。这一年秋季,我开始外出读书。行前一日夜里,母亲在灯光下为我收拾行李。她的神情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伤感。有好几次,她把收拾好的行李包重新打开,检点一下衣物,然后又重新系上,再打开,如此再三。我和父亲看着她的动作,想说什么却终归什么都说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