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事科技与装备的科研创新是全国各领域科研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科技研究战线的投入。以2006年为例,按美元计算,我国在科技研究上的总投入已达到600亿美元之巨,当年世界排名第3。为了按照科学规律实现对科技领域的管理,国家按一定的序列对科研项目的类别进行了划分。它们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理论研究和自由探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亦称973项目(重大理论专题研究是其重要组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亦称863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题项目(已知有“神舟”载人飞船、“嫦娥”探月工程等,国务院2009年5月13日又公布了大型飞机等1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在这些科研平台上,为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创新发展规划了一条宏伟的科技发展途径。例如2006年我国还需耗巨资从国外购买大量的盾构机以满足国内基础施工的需要,但经过我国科技界的努力,到2008年初,我国的盾构机就已研制出来,而且还可出口,近来又自主研制完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直径达22米的岩层挖掘机。
民用技术与装备如此,军事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更是如此。尤其是我国军事技术与装备的科研创新还面临着困难的外部环境,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可参考的技术与资料极其缺少,主要的研究途径只能是自主创新。而且这一创新,还应是全过程的,即包括理论研究,技术研究,相应武器装备的研制直到该武器装备的综合技术保障的研究等。
为了集全国之力,加速国家民用装备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军事领域与民用领域的“军民结合”,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还分别存在着“军转民”或“民转军”的问题。前苏联的后期,正是由于“军转民”的不畅,曾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现时也存在着“民转军”的必然趋势,这一过程虽然也受到某些习惯的惯性滞后。但国务院将国防科技工业局归并到工信部后,军民结合就成为部内的调控问题定会加速推进这一过程。例如在天津滨海新区研制大推力火箭、在上海和西安研制大型飞机。在北京顺义研制航空发动机等,均是军民结合的大举措。
开展军事技术与装备科研项目的技术途径
我国从建国到现在,出现过两条研制武器装备的技术途径。
“技术储备”的技术途径
建国后的前30年,武器装备的研制及相应军事技术的研究,主要以前苏联的武器为参考系。这一时期研制武器系统的主要技术途径为“技术储备”,即以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为目标,先期开展大范围的技术研究,并储备其研究成果,以待未来研制武器装备之需。这样的研究途径对大型武器装备的主体是有效的。当前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了这样的途径发展自己的武器装备,并一直在大型武器的主体上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但“技术储备”的研究途径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本来不存在行业界限,但是以军事装备为目的的技术研究很容易将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割裂开来,而且军事装备的研究费用十分浩大,甚至达到国力难支的程度,这正是前苏联为了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军事地位,虽然军事上可以抗衡美国,但国民经济却十分落后的重要原因。目前,“技术储备”也还是我国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途径之一。例如我国所开展的歼击机发动机的研制就具有技术储备的含意。而且我国许多深受“技术储备”研究途径之苦的军工行业,在国家提出“军转民”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也已完全走上了“军”、“民”双丰收的全新发展道路,并在某些领域继续享有“技术储备”所带来的优势。
“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
“技术储备”需要有历史的积累,不是多数单位的所长,只能在少数技术领域上采用这种方式。而当前在大多数情况下,则要采用近年兴起并行之有效的另一重要的技术途径——“系统集成”,来开展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的研究。“系统集成”原本是一种指导电子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的方法和策略,这里所提的“系统集成”,不是单指它的定义与含意,主要着眼于它的社会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对我国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军事及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主要是现代化战场电子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与改造,以及各种作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的研制与改造。完全应该采用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加快战场电子信息化建设,并研制出满足现代军事需求的新型军事装备。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在美、欧一些国家的引领下,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得到高速发展。这些技术首先都是以民用技术为发端的,并迅速改变着世界高端工业产品的面貌。特别是这一技术改造的触角已迅速深入到军事领域,在不同的军事技术领域分别出现了“航空电子学”、“车辆电子学”和“船舶电子学”等新型学科。这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民转军”的过程,西方各军事大国的大型军事系统和各种大型武器装备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系统集成”的途径,实现了信息化改造,提升到现代化的战技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