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是十六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初期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区)的一家旅蒙商号，当年素有“半个归化城”之誉。它的兴衰起落几乎与我国满清王朝的兴衰起落处同一个时代。而为什么会在一个持续了两三千年封建统治制度即将最后覆灭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并且是在一个封闭落后的边城僻壤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下，竟然能够孕育出如此规模和气魄的、出类拔萃的豪商巨富，而且浮现出了持续近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大盛魁现象”，这是经济界、史学界、民族问题研究界很值得深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重提“大盛魁现象”，对于正在实施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也许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遥远的历史长镜
从河曲跨过黄河，奔走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我好像走进一座神奇美丽的历史博物馆。每一条河流都是解说员，在款款地诉说着山西人走西口的凄楚与悲酸。而每一道山沟，又像是一座收藏室，在那里依稀可见走西口人留下来的血泪与遗踪。一望无垠的沙漠上，撒落着走西口人的斑斑白骨；而凄凉悲壮的《走西口》，无时不回荡在茫茫的草原上。
走西口，那曾经是怎样壮观的一段历史啊!不用从赵武灵王身穿胡服、携箭骑马大破楼烦时期说起了。也不用去翻捡秦将蒙恬统领大军北进阴山辟地千里的陈年旧事了。那时候几百万内地百姓被逼着捆着，穿越沙漠，去修筑赵长城和秦长城。工事完了，人也就死了、散了——那段历史离我们太远太远，我们听不见他们啼哭号喊的声音，也无法描摹出他们死囚般的凄惨情景了。我们还是从三百多年以前说起吧。那时候蒙古地界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依然是一派“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雄浑景象。要不是噶尔丹反叛，蒙民们或许就那般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了。可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胸腔里总是滚动着不安分的血液，他们不愿意接受满人的统治，就像野马不愿意被人羁绊一样。他们忍受不了单调艰难的日月。剽悍的蒙古骑兵终于怒喝一声，暴风般向中原袭来。塞外告急，惊动了康熙皇帝。玄烨龙颜大怒，亲率大军，第三次征讨不服管教的噶尔丹。这一次清兵一直打到宁夏去，把噶尔丹打得人仰马翻举手投降，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来。
康熙班师回朝时，给山西巡抚下了一道手谕，允许汉人进入蒙古地界垦荒种地。于是在十七世纪末期，拥挤的山西人终于有了施展身手的好去处。有那么多人走出家门，肩挑背驮，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西口路。别看他们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脑子里可是 点儿也不糊涂。明知道不是进京赶考，明知道不是去做官守边，但这些赤手空拳的农家汉子们，谁都在谋划着自己的锦绣前程。走西口的山西人，凭着顽强的生存信念，凭着祖传的坚忍勤苦，终于在茫茫荒原上落下脚跟。或开荒种地挖渠修堤，或拉船采药坐地经商，或者拉起骆驼，闯进后山草地和蒙古人做起买卖来。
晋商旅蒙商业帝国
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据说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
担夫、货郎、走卒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西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大盛魁从全国各地贩运商品到蒙古销售，其货物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随时在归化城市场上采办；向外地来归化城销货客商订购，或向归化城到外地经商者订购：派人到产地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