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河 南
七十年代初,家住西部山区一个小镇上。小镇不大,约一、二百户人家。陇海铁路打小镇中央穿过。铁路采石场就坐落在小镇上。
那时,我五、六岁,每日里,只漫山遍野地疯玩。那年月,山里孩子游戏,不外上山摘野果、爬树掏鸟窝之类。而采石场,在我和伙伴们眼中,充满了新奇。几乎每天,我们都要溜到石场里玩耍。久而久之,不经意间,对一个人,就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以至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于眼前——他就是当时采石场里惟一的一位清洁工。他永远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大褂,一双解放鞋。一顶洗得发白的工作帽下面,露出几缕花白头发;帽檐下是一副缠了胶布的近视眼镜。他手里始终握着一把大扫帚,极认真地打扫着路面。每逢有人打他身边经过,他总是将目光躲闪着,并垂下脑袋。从未见他和人打过招呼;也从未见有人与他打招呼。他对小孩子,却截然不同:见我们爬高上低,但凡左右无人,他就摘下口罩,小声提醒我们别摔着。他的声音尽管听起来很和蔼,可我和小伙伴们,心中还是生出怯意,总一哄而散。
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说,他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采石场劳动改造。
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采石场几乎每天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对此,小孩子自是不感兴趣。而批斗会却不同。每逢石场召开批斗会,我和小伙伴都兴奋不已,早早就占据了有利地形:有的骑在树杈上,有的爬在围墙头。“将坏分子带上来!”随着一声喊,全副武装的民兵,便押着“地富反坏”进入会场。人群开始骚动,有的小声议论,有的干脆起身张望。主席台前,“坏分子”们躬身低头站成一排,里面就有那位清洁工。只见他面色苍白,眼露恐惧,花白的头发凌乱地堆在头上。他仍穿着那件破旧的蓝大褂,胸前挂着一面大牌子,牌子上写三行大字,字上打着红叉。此时,会场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害怕起来,只记下他的名字叫赵河南。大人们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批斗会一完,他仍是原来那身打扮,继续打扫着那似乎永远也打扫不完的卫生——整个采石场,所有的公共卫生包括厕所都归他打扫。大人们说,“坏分子”里,他年纪最大,叫他打扫卫生,那是在照顾他哩。
后来,我去宝鸡求学。每逢星期六,我都要搭火车回小镇探望母亲。一次,在火车上偶然碰见他,我几乎没认出来:他穿一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一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脸色红润,温文尔雅,气派极了!有风度极了!我呆住了!自然,他是不会认得我的。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在对邻座的人侃侃而谈。看他说话的神态: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说到兴头上,他用河南味很重的普通话极富表情而又异常清晰地朗诵了这首叶剑英元帅的诗歌。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每天扫地的“赵河南”?
“我这次回采石场,办理调动手续,”他似乎认识对面那个干部模样的人,继续感叹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看来,我还能再干几年。”
“小同学,好好学习,世界是属于你们的。”赵河南教授慈祥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亮光在闪动。
第一个借给我书的人
和我家并排,住着一户裴姓人家,父亲在铁路工作,母亲在采石场五七连做临时工。裴家有四个孩子,大哥叫云蛟,下面两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
云蛟在小镇五十公里外的铁路中学读书。他比我大六、七岁。在小伙伴眼中,他仿佛无所不能: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进山摘毛桃五味子山葡萄毛栗子,甚至上山砍柴,捉野鸡套兔子,扒火车逛宝鸡,等等只有大人们才能够做到的事,在他,也易如反掌。每逢周末,他家里总是挤满了小伙伴。时而听他吹口琴,时而听他唱歌,时而听他讲学校里的趣事……时常是,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讲得滔滔不绝。
云蛟很喜欢看书。一次,我照例去他家里报到,他正躺在小床上看书。
“水——许——全——传。”我盯着书脊上的书名大声念道。
“哈哈,”他笑着,纠正我,“是《水浒全传》。”
他给我讲起书中的故事。宋江、李逵、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书中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一下子吸引住我。接连几天,一爬起床,我就跑到他家,缠着他继续讲给我听。他吃缠不过,便取过这书的上集,递与我,叫我自己看。我欣喜若狂。就这样,整个暑假,我囫囵个吃枣,读了我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蛟,成了第一个借给我书的人。
云蛟很讲时髦。他穿衣服,往往将大红色的球衣领子翻在外面,裤脚下再露出一截火红的球裤边,再配上雪白的回力鞋,便显得分外耀眼。那时的年轻人,上学或出门,总爱背个军挎包什么的;而他,却时常背着一只大红色人造革马桶包,格外与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