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天岚(以下简称梦):阎教授,你好。最近在忙些什么?
阎真(以下简称阎):我的事情比较杂,写小说、写论文,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还要忙学院的杂务,头绪太多了,这种状态不好,我自己不满意。前些年寂寞,没人理我,我倒可以一心一意写小说。很怀念那种无人理睬的状态,很难回去了。
梦:你既是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又是名作家,你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阎:我首先把自己看成一个作家,然后是一个教授。至于行政上的那点事,我自己感情上并不认同,有点身不由己,希望能尽快解脱出来。
梦:知识分子写作在你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概念?你又是如何评价我国当下知识分子写作的?
阎: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有理想的状态和现实的状态的区别。理想状态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有天下情怀和责任意识,不能说自己混好了就行了。其次还应有人格操守,不能察颜观色,机巧权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精神根基。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已经把这种精神根基冲毁大半了。市场讲的是利润最大化,是操作性人生,是个人本位。这种价值观无孔不入,这是市场的力量,反抗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世俗化,退守个人生存空间,是一个历史性的精神转折,有必然性。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态,我也能够理解,《沧浪之水》就表现了这种理解。
梦:除了长篇小说创作,你很少写中短篇,是什么原因?
阎:我曾写过一个短篇《菊妹子》,那是26年前,建国三十周年湖南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参赛作品,这个作品的意义在于引导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本来就是准备考工科的,临时决定考文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正确的选择。人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多么幸福,是命运的恩泽。北大毕业时的论文就是一个中篇。以后再没写过中短篇了。中短篇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感召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中短篇辉煌的局面不可能再现。为什么?那时人们很单纯,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思想状态也很单纯,有一种幼稚的善恶二分法。要表现这种单纯、简单的人物关系,单线条的情绪或思想线索就足够了,现在不同了,那种单纯性根本不能面对生活,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情绪或思想需要较大的篇幅来表现。我以后也不会写中短篇,它们不能表达我想表达的那种复杂性。
梦:除了小说创作,你还写其它体裁的作品吗?能否简单地说说。
阎:除了长篇,我写了较多的论文,这是职业的需要,还写过理论专著。除此之外,写过几篇随笔,不成气候,我还是一心一意写长篇吧。
梦:平时主要阅读哪方面的书籍,你觉得阅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又是怎样引导您的学生进行阅读的?
阎:我读书很杂,这是由我身份的多重性决定的。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当然要读很多小说,特别是经典性长篇,《红楼梦》我读了很多遍,对这部小说熟悉的程度,可能跟红学家差不多了。我还要看很多理论书籍。比如,巴赫金你听说过吧,我就细读过他的书,写了两篇文章,对这个理论大师的狂欢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全世界都没人像我这样质疑狂欢理论,我有非常充分的理论自信。阅读对我来说是每天的必修课,不读书就没有生趣。我对学生的要求,是要求他们首先把作品看成艺术对象,而不是理论对象,不要在没有艺术感觉之前就进入理论思考。有些文学教授就是这样进入对一部作品的思考的,你信不信?
梦:你的长篇《沧浪之水》一炮而红,在这之前你对这种成功有心理准备吗?你又是怎样看待这种成功的,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阎:我对第一部长篇《曾在天涯》曾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时《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非常火,我想自己的小说怎么样也比这些小说要更艺术性一些。结果市场让我很失望,因为等我的小说出来,写海外生活的热潮过去了。《沧浪之水》我就不敢抱更大的希望了。第一版只印了一万二千册,我心里凉了半截,编辑不看好啊!结果使我很意外,编辑也很意外,没进行任何炒作,至今已出了二十四版,约三十万册。我特别感谢读者,市场真的是他们口口相传,这样传出来的。
关于这部小说,已经有了不少评论,连《文学评论》和《人民日报》都发了,我就不多说。我想说的是一点感受,即这部小说提出了市场时代消费时代我们的文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池大为的转变就说明了,传统的思想资源已经不能够面对今天的生活现实。存在决定意识,这不是有没有人格的问题。
梦:继《沧浪之水》之后,听说你又在创作一部长篇,感觉和进展如何?
阎:我跟有些作家不一样,不能在同一题材领域反复耕耘,我害怕自我重复。寻找新的心灵敏感点,这对一个作家是严峻的考验,在《沧浪之水》出版后,经过长时间思考,定了一个写当代知识女性生存的方向,她们的生存的确遇到了强烈的现实挑战。有人怀疑我能不能写好女性,我的回答是,托尔斯泰不是把安娜·卡列妮娜写得很好吗?这个比喻可能太自信了。小说明年出来,请读者评判。至于感觉,每个作者都只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才有勇气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