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反映荆楚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楚庄纪事》,我就考虑下一部长篇的创作内容了。
自18岁那年离开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闭塞乡村进入喧嚣的城市谋生,二十多年来,我与故乡的空间距离虽远了,但心灵却长久地盘旋、停驻在那片魂牵梦萦的蔚蓝天空。繁忙与疲惫的间隙中,我总是回望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关注她那艰难而缓慢的发展与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返回故乡住个三五天,于生命的源头寻找继续前行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创作长篇新作《风流的驼哥》,是生活的原型触动了我的灵感。我的故乡的确生活着这么一位个子矮小、后背鼓凸前胸凹陷的驼哥。他从小就学得剃头手艺,每次回到故乡,我总能见到他那手拎剃头箱子走村串巷的身影。普通农民于生活的重压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少有笑颜,而驼哥却是一副嘻嘻哈哈知天乐命的样子,他很会说笑话,也特别能讲故事,显得幽默、开朗而达观。当我偶尔听说他与村里一位相当漂亮的嫂子“有一腿”时,大吃一惊,就他那副瞧着有点恶心的“尊容”,那位在农村可谓相当出众的妇女,怎能与他勾勾搭搭呢?后来我再次返乡时,竟又发现他与另一名有夫之妇明目张胆地搞在一起。那个村妇晚上去驼哥家,白天则回自己家。这种情况如果换上别人,早就无法见容于社会了。可也许因为驼哥是个残疾人,乡亲们只是拿这作为茶余饭后的开心笑谈,并无半点实质性的干涉之举。
“驼哥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与思考。一天晚上,我来到驼哥那间土砖搭就破败不堪的小屋,以朋友的身份对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采访”。一番掏心掏肺的谈话,我知道了驼哥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内心世界超乎我的想象。在我们眼里,驼哥是一个残疾人,外表显得滑稽可笑;可是在他的眼里,所有物事却是颠倒过来的,可悲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常人”。当我尽可能地试着以驼哥的身份、阅历、视角来打量自己周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于是,我决定写一部以驼哥为原型反映残疾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从驼哥的视角展开描写。这种第一人称的叙写方式,可以很好地还原驼哥那种情之所至嬉笑怒骂,嘲笑“道德”、“神圣”的神态。
虽然驼哥是一个身体上的残疾人,但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他是一个正常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豁免权;而在心理方面,他又是一个畸型人。驼哥身体有着先天的残疾,头脑与别人却并无两样,聪颖还要超过许多普通人。他在一个缺少理解、同情与关爱的环境中长大,长期的心理压抑导致心理变态,严重的变态就是畸型。特别是当驼哥的性需求遭受一连串打击,正常的欲望只有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宣泄时,他就不得不经历社会道德的质疑与拷问,驼哥与包括师妹在内的十多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些女人看中的都是他口袋里的钱。“于是,我就在一种没有付出的付出中,没有得到的得到中滑稽地拥有一些没有感情与激情的女人肉体,以补偿我与生俱来无法克服、难以改变的生理缺陷。”驼哥在小说中如是坦言。利用金钱获得生理与心理的满足是驼哥的悲哀与堕落,也是“女人们”的堕落与悲哀。
残疾与愚蠢、伟岸与聪慧搭配是人们的心理定势,这样说,驼哥的肉体与精神是严重错位的。这种错位带出了一系列荒诞可笑的人与事,在驼哥眼里,社会一如他的个人情形,肉体与精神处于错位之中:一方面是金钱至上权欲泛滥肉欲横行,另一方面则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理想匮乏。一个身体弯曲的残疾人,行走在一个弯曲的时代,会是一种怎样结局?对与错、正常与反常、顺畅与滞涩,叫人怎样认识,如何分辨?
人物原型与时代背景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基调与风格,我最终选择的是“黑色幽默”形式。将痛苦与欢笑、残忍与柔情、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并列在一起。当然,我不可能生搬硬套这一西方曾经流行的文学流派的创作手法,比如像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那样将现实生活的片断与虚构荒诞的幻想相互拼接,叙事非线性、非逻辑性,故意给阅读造成障碍。我的“黑色幽默”符合大众欣赏口味,单线结构,情节曲折,讲究可读性,试图使读者在俯视畸形、丑陋,因优越感而发出笑声之后,也能思考沉重的生活与无法承受的苦难,进而与承受着苦难的灵魂有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