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响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