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艾米斯将刻毒的目光投向城市的污秽、社会的阴暗和人性的卑劣,并令人惊讶地从卑微者、弱小者的日常琐事中挤压出滑稽可笑的因子来。在龌龊之水的浇灌下,后现代都市的“恶之花”在他的虚构世界中无情绽放。
当代英国文坛,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腕”、“超级明星”,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都是一条重要新闻,而且在批评界会产生强烈的反响。他是当代英国最具文化冲击力、最具审美颠覆力的小说家。他的身上汇聚着多个“英国文学之最”:他与父亲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是英国最著名的一对父子作家 ;他是英国文坛独一无二、带有最浓烈“美国味”的小说家;他是英国作家当中使用英语新词最多的一位,《新牛津英语词典》收新词两千个,他使用过三分之二;他曾经为一部小说文稿预支稿酬五十万英镑,制造了最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他也是英国文坛最富有争议的作家,他的小说未获布克奖曾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不平者有之,叫好者有之;他还背负着英国文坛绝无仅有的“坏小子”的恶名,因为他的很多作品太过恶浊而颓废。
“颓废三部曲”:从“坏”开始
马丁·艾米斯于1949年生于牛津,幼年时随父亲生活,并接受过继母、小说家伊莉莎白·豪的文学指导,后来进入牛津大学英语系学习,1971年毕业时获一等学位。1973年,他仰仗父亲的声望发表了长篇处女作《雷切尔文件》(The Rachel Papers),并从此踏上了文学的“星光大道”。艾米斯出道的1970年代是一个激情消退、“自我至上”的年代,在自由主义的烟幕下,性乱、毒品、暴力泛滥成灾,构成了“英国状况”极端可鄙与可悲的一面。艾米斯的早期作品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污浊而丑陋的内容。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艾米斯说:“龌龊是我作品里的一个元素。我写龌龊是因为它更有趣。”他将刻毒的目光投向城市的污秽、社会的阴暗和人性的卑劣,并令人惊讶地从卑微者、弱小者的日常琐事中挤压出滑稽可笑的因子来。在龌龊之水的浇灌下,后现代都市的“恶之花”在他的虚构世界中无情绽放。艾米斯说:“严肃地看,我的作品是可怕的,但关键在于,它们都是讽刺。我并不认为我是预言家;我不是写社会评论。我的作品是游戏文学。我追求笑声。”小艾米斯的“游戏文学”与老艾米斯的讽刺喜剧并不相同,尽管其中也隐藏着艺术家的严重关切与嘲讽,但孟浪放诞的“笑声”部分消解了对颓靡消沉的1970年代的严肃批判。
《雷切尔文件》是艾米斯的成名作,小说出版后一举夺得毛姆文学奖,让年仅二十四岁的小说家一鸣惊人。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查尔斯·海韦像年轻的艾米斯一样,是一位聪明而敏感的文学青年,他满怀着伟大的文学抱负,试图通过回忆和想象将刚刚逝去的“不良”岁月——对女孩雷切尔的勾引——记录下来。这个文学青年形象不仅是艾米斯作品中众多“坏小子”形象的前身,而且也是英国文学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物形象。1950年代,老艾米斯成功地塑造了影响巨大的“愤怒的青年”形象;1960年代,约翰·福尔斯的《捕蝶者》(The Collector)和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An Clockwork Orange) 描绘了危险而邪恶的暴力青年形象;1970年代的小艾米斯则塑造了一个追求感官刺激并沉湎于邪念的“不良少年”形象。查尔斯虽然与1950年代、1960年代的英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但这一形象却深深地烙上了时代与个人的印记,用英国批评家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的话来说,他是“后现代时期愤怒的青年”。事实上,查尔斯的愤怒并不突出,而青春期的空虚与颓放则更为触目惊心。老艾米斯的1950年代是愤怒的大合唱,伯吉斯的1960年代是暴力进行曲,而小艾米斯的1970年代则是一首阴郁而乖戾的青春“祭歌”。从吉姆的愤怒到克莱格的精神分裂,从亚历山大的暴力欲望到查尔斯的放浪形骸,在这个英国青年精神演变的系列卷轴中,小艾米斯用青春期欲望泼洒出了一幅具有强烈道德冲击力的后现代颓废画。
如果说《雷切尔文件》是一幅充满谐谑和戏谑的青春狂想图,那么《死婴》(Dead Babies,1975)则是一出用性和毒品毁灭自我的纵欲闹剧,是“巧妙得有点邪恶的黑色风俗喜剧”。小说中的六个人物与三位来客挤在一所破败的住宅内,在一周的时间内酗酒、吸毒、施虐、放荡。残忍恐怖的内容与轻快独到的语言形成了鲜明而骇人的反差,构成了令人难忘的艾米斯式的黑色幽默。《雷切尔文件》只是让老艾米斯觉得儿子“太顽皮、太矫饰”,而《死婴》则让大多数读者,包括小艾米斯的继母,感到恶心和恐怖。1977年,这部小说的平装本出版时,书名被换成了《黑色秘密》,因为出版商认为原书名太过病态,会严重影响读者大众的购买兴趣。但英国杂志《邂逅》上的一篇文章却非常欣赏它的“极具侵略性的激情。现在有那么多委顿、贫血的作品,来一点暴力毁灭反而是好事情”。艾米斯的第三部小说《成功》(Success,1978)讲述了一对兄弟为了女人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故事。这部小说是一出讽刺寓言,它喻示着“英格兰旧秩序开始消亡,流氓无赖们的时代开始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