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东语系薄文泽副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谢！)
时至今日，困扰了泰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泰南四府民族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注：泰国旧称“暹罗”，1939年起改称“泰国”至今（1945—1949年曾一度恢复“暹罗”国名）。为行文方便，本文相关处一律使用“泰国”称谓。泰南四府包括宋卡、也拉、北大年和那拉提瓦。)近年来，泰南地区几乎平均每周就有一次暴力事件发生。据统计，自2004年泰南发生不靖事件以来，也拉、北大年和那拉提瓦当地暴力事件持续不断，迄今已有逾二千人死于爆炸、枪击、绑架等各类袭击事件，死者有军人、政府官员、教师和平民百姓等。(注：参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j/yt/news/2007/06-07/952953.shtml）。)
与世界上存在严重民族问题的国家相似，泰南四府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国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就内部因素来说，泰南四府的特殊历史发展进程、偏于南疆的地理条件、马来人穆斯林占主体的民族构成、以伊斯兰教为特征的民族文化、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泰国历届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等，构成了泰南四府民族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外部因素对该问题的激化作用也不容忽视。关于泰南四府民族问题产生、发展的内部因素已有文章见诸报刊，故本文仅就该问题的外部因素进行初步归纳与探讨。
一、英国与泰南四府民族问题： 殖民主义的遗产
17世纪中期欧洲“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并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出于打开东南亚贸易市场、获得新的殖民地和中印航线之间的中途站的目的，英国开始积极在东南亚开拓殖民地。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吉打属地槟榔屿，使其成为英国侵略泰国及其邻国的桥头堡。1816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后把侵略目标瞄向了泰国在马来半岛的属地，1855年确立了对森美兰、雪兰莪、霹雳和彭亨四个马来土邦的统治，并于同年逼迫泰国签订了《鲍林条约》，使泰国丧失了在该地区的司法、关税、军事和经济自主权。此前英国已完成了对马来西亚(注：1911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独立，1963年９月１６日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为行文方便，本文相关处一律使用“马来西亚”称谓。)的占领，为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马来族人居住地在内的殖民地，英国曾考虑从泰国手中夺取整个马来半岛，但为了与法国在殖民利益上进行协调，英、法两国于1896年在伦敦签订条约，决定将泰国作为英、法两国在东南亚进行殖民的缓冲带，因而英国并未对泰国在北大年地区的行政事务进行过多干涉。但是，英国对马来西亚的占领和对泰国的殖民威胁，毕竟为北大年地区脱离泰国统治提供了希望和机会。20世纪初，已被剥夺王位的北大年王族成员恳求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帮助泰南四府从泰国独立出来，海峡殖民地总督弗兰克也于1901年准备将北大年地区并入英属马来西亚，但英国出于多方面考虑，暂时阻止了这一行动。(注：参见W.K.Chin Me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te.Ltd., 1995, p.158。)但在1907年法国取得了原属泰国的柬埔寨领土马德望等三省后，英国为了自身利益逼迫泰国于1909年签订了《英暹条约》，根据该条约，泰国将吉兰丹、吉打、丁家奴和玻璃市(注：该四地部分地方原为北大年独立王国的领土。)让给英国，而英国则承认泰国对北大年地区的统治权。(注：参见刘迪辉等：《东南亚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这样一来，具有相似历史和共同语言、宗教及文化的马来族人便被强行分成了两部分，形成了典型的跨界而居的民族分布状态。从普遍经验来看，这类跨界而居的民族，若双方所属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悬殊过大，极易引发民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泰南四府问题的严重性。二战期间，泰国在日本胁迫下加入轴心国一方与同盟国作战，日本答应把此前英国夺取的泰国领土归还泰国。本来在日本占领下，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已经刺激了泰南四府马来穆斯林的独立要求。而当时在日本扶持下执政于泰国的披汶·颂堪政府，其“大泰族人主义”野心急剧膨胀，并出台了一系列总称为“文化建国政策”的强制性民族同化政策，严重伤害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的民族自尊心，加之战争使泰南地区生活条件恶化，这更加深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的离心倾向，并引起了邻国马来西亚的强烈反应。在英、泰关系处于战争状态的形势下，英国对泰国境内的抗日组织进行了积极扶植，大力支持北大年王国末王之子东古·玛哈伊丁，并承诺战后将帮助玛哈伊丁恢复原北大年王国。1944年，英国发表了一项对泰总政策声明，指出由于泰国违反互不侵犯条约而对英国宣战，泰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但同时又说，如果泰国人和英国人合作，则可望英国在战后支持一个独立的泰国。(注：参见梁源灵：《泰国对外关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这表明英国对泰南四府马来穆斯林抗日组织的利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总体上来说，英国和马来西亚因为需要泰国的大米并需要泰国帮助镇压泰、马边境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武装力量，所以，马来西亚曾保证不支持泰南四府的分离主义运动； 当泰南穆斯林领袖东古·纳萨尔于1945年11月初向英国殖民部长控诉泰国“压迫”下当地穆斯林所遭受的苦难，要求英国帮助泰南四府脱离泰国统治时，并未得到英国的答复。(注：参见〔泰〕喃他婉·普萨旺：《南部府穆斯林泰人问题》，曼谷，泰国社会学协会，1978年，第13页。)然而，二战期间英国人对该组织的许诺和支持，却无意间为后来的泰南四府的民族主义运动埋下了导火索，对该问题的影响至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