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感伤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交织,一切行动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以个人自由去求国家自由。
1919年5月4日,清华大学由于僻处城郊,学生没有参加游行。
5月5日清早,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学生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未满20岁的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这位以模仿梁启超的文笔而获得作文高分的清华学生被称为“书痴”,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出人意料。
不过,当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北京城都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闻一多的心态却与众不同。清华学生兴高采烈地提灯游行到海淀镇,闻一多并没有去,反而连夜写下具有反省意识的《提灯会》一诗。诗中用“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控诉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摧残,用“欢声震欧陆,普天毕颔颐,共言销兵甲,升平始今兹”表现对和平的向往,为此,自己才“思此肝腑袭,仰天泪淋漓”,恨不能“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他的爱国,深藏在内心。
5月4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这年暑假,闻一多破例没有回家,在5月17日的家信中,他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他自豪地告诉父母,决定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闻一多开始在这潮流里“大露头角”,但“却不是公开的领袖”,他不像学生领袖陈长桐和罗隆基那样思想敏锐,辩才无碍,善于纵横捭阖。同窗梁实秋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有趣的是,那两个学了政治学的人,在四十年代都没有闻一多激进,那时,闻一多和他的清华同学已经不是同一类知识分子了。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6月16日,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出席了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这样的事,在当时一个传统社会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多年后,闻一多说:那时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
来自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激情,被闻一多融会于20年代的新诗创作中,在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1925年创作的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澳门侵略瓜分的《七子之歌》中鲜明地体现出来。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令无数热血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惆怅不已。闻一多的炽热情愫被摧毁了,他躲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写作,研究诗经、唐诗,除了上课,门不出楼不下,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