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3%,每年高考升学率已近60%,我国的应试教育却丝毫没有改观,升学竞争还如此激烈,甚至比1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问题,恐怕教育部官员也难以回答。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其中一条理由颇令人动容:高考已成为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情况。可是,过去10年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事实表明,“高考独木桥”没有了,但“名校独木桥”出现了。而新的“读书无用论”在我们这个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度,成为新的教育问题。
教育的本质在于完善人格、让每个人生活得更美好,而我国教育从根本上说已偏离了这一本质。概括起来,以“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使学校成了竞技场,令学生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把人简单地划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年轻人本应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实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教育的错位:“改变命运”,却破坏了人格
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高考改变命运”喊了30年。在21世纪的今天,高考仍旧在“改变命运”,不由让人感慨万千——为什么人的命运需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改变?
在农村,很多孩子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被父母教诲:好好读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几年前,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写了一篇文章《奋斗十八年,我才成为你》,讲述自己与城市同龄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为了与城里孩子一样,所付出的更大的努力。不少人批驳、质问作者为何要与城市人一样,不能活出自己的精彩。可是,换了你在农村,内心没有一点对不平等命运的不满?不满情绪,在有的人心中只是一闪而过;在有的人可能成为努力的动力;而在某些人心中却可能埋下对社会仇恨的种子。当年的马加爵事件,与马加爵来自贫困农村家庭有直接关系。
“改变命运的教育”从小就对受教育者灌输离乡背井的思想。在今日之农村,剩下的只有老弱病残幼,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已通过教育通道到了城市;即便没有通过教育通道,也多以农民工的身份到城市打工挣钱。旧时农村大户人家把孩子送到国外读大学,孩子学成回到当地发展事业、开厂、办学的情景,在今日十分罕见。而今日国家为建设新农村,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大学生学成之后回农村做村官、支教,实在难以弥合这种制度对人才的分层和割裂: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奉献”以及积累进一步在城市里发展的资本,而不是把在农村工作当作事业。
“改变命运的教育”也让受教育者背上沉重的负担。如果以“上大学”论成败,那么当今接受教育的学生有75%以上是失败者,同龄人中上大学者不过23%(包括自考等高等教育形式);如果以“上名校”论成败,那么,当今接受教育的学生有95%是失败者,能上名校的受教育者不到同龄人的5%。当受教育者发现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或者无法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时,教育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失去了价值。在农村,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蔓延开来。那些辍学的孩子大多选择进城打工,而当他们无法获得合适的打工机会时,在生存的压力下往往会走上犯罪道路,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应该完善人格的教育,却承担了改变命运的功能,这是教育的一大错位,甚至有时扮演了破坏人格的角色。
与输赢挂钩:“赢在起点”,却输在了终点
“赢在起点”,是近年最时髦的教育词汇。把教育与输赢挂钩,而且从某些教育专家的嘴中说出,这是我国教育的一大奇观。不得不承认,这种观念在教育工作者乃至学生和家长中颇有市场。
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让接受教育的目标变得简单而明了:上好学校。残酷的学习竞争,让学生透不过气,并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一些学生在升学“失败”后选择了轻生。据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调查:2006年,有20.4%的学生曾考虑过自杀;6.5%的学生为自杀做过计划。
调查显示,三校生(中专、职校、技校)、普通高中的学生自我认同度远远低于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的学生,其中,三校生甚至一度被家长和老师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代名词”,于是一些人破罐破摔,成为问题少年。
另外,在升学竞争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不仅是学生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成了整个家庭综合实力的“比拼”。低层次的“比拼”,是送孩子去培训班;中层次的“比拼”,是为孩子择校;高层次的“比拼”,则是考试移民,这考验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能力;最高层次的“比拼”,则是权势,这非普通家庭、一般有钱家庭所能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