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历史命运告诫我们，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企业只有置身于常态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不啻饮鸩止渴，必将导致企业衰落。
“官商经济”通常是指企业依靠与权力
部门的特殊关系进行经营，获得超乎市场竞争规则之上的特权，从而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曾在近代辉煌一时的晋商，是旧式中国“官商经济”的一个典型。明清时期晋商由于其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活跃时间久长而居中国商帮之首。然而，在清末民初很快就衰落了，到现代几乎是默默无闻了。晋商的发端、崛起乃至兴盛与封建官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普遍而深入，这是晋商历时五百多年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正是这种特殊联系最终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官商结合与晋商兴盛
晋商与清王朝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前，晋商因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以及内蒙古地区的贸易往来和经济繁荣出过大力，因而受到努尔哈赤等后金政权贵族的青睐，曾给予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大商人”隆厚恩赏。
时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流通经济支配者的商人已为社会所必需。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而商人在无法取得正常地位的情况下，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很多时候，官僚依靠晋商的财力支持而诞生，晋商凭借官僚的权力不断追求财富，并通过“官商”、“皇商”的形态实现两者的一体化。许多晋商因受封为皇商、官商而“赀益大起”，甚至获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们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成为半官半商的豪门商人。如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经商山东，因多次捐输百金，而出任归德府商丘驿丞。代州人杨继美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出任祭酒之职。蒲州商人韩某，通过向边仓交纳粮食，而受封为义官。平阳府襄阳县高瓒也因经商有功而出任指挥同知官，等等。
明清晋商同官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票号诞生后，这种官商结合关系达到空前的程度。票号自清道光初年兴起后，其业务主要是商贸的汇兑，与官府几乎没有联系，基本上还是循着商品经济的轨道。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后，由于票号与清王朝关系的加深，不久便使之脱离了这一轨道。太平军、捻军起义造成交通阻塞，各省无法正常向北京解运京饷，清王朝不得不求助于票号，这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清王朝税款协饷、军费转运、调拨的困难。同时，又给票号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票号不但承担了给清廷汇兑京协各饷的重任，后来还肩负起了借垫经协各饷和筹措偿还外债的义务。
甲午战争后，票号对清王朝的财政需求，更是竭力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承汇商款，而且为清廷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认购推销昭信股票。票号俨然成了清王朝的财政支柱和财政机构。从此，票号与清王朝关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密切，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说19世纪后期票号借农民起义之机得以结交官府，获得发展机会，那么20世纪初年的庚子事变，又使得票号与清朝最高权力集团攀附关系，并深得皇太后慈禧的信任。庚子事变，慈禧仓皇出逃，途经山西，经济困难，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给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利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辛丑条约》逼迫清王朝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票号汇解。这一切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票号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晋商与朝廷和官僚的结交，不仅使其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保障，而且它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王朝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财富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