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同志是我尊敬的一位已故作家,也是在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得到充分评价的一位作家。今天,当人们以更冷静的态度、更科学的价值标准来反思共和国初期红色写作年代所产生的系列作品时,对郭澄清的创作成就和特色给予更公允的评价,应该说是很需要做的一件工作。
在上世纪60年代我就读过郭澄清的一些短篇小说。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当时为他当责任编辑的谢永旺同志找我们几位搞文学评论工作的同志在家里会见郭澄清同志,与他座谈过这部长篇小说。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位作家。他谈到自己创作《大刀记》的经过。特别是他说,为了写作这部作品,他曾经搬到一位大刀队老战士的家里,同睡一个炕,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便听他讲当年抗日的故事,历时半年之久。郭澄清同志为人的质朴和深入生活的执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齐鲁作家群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是个曾经作出卓越贡献的地域作家群体。小说家中从王统照到刘知侠、峻青、王希坚、王愿坚、冯德英、王安友,又到后来崛起的李存葆、莫言、张炜、尤凤伟、李贯通、毕四海、刘玉民、刘玉堂等,不愧是才人辈出、猛将如云。他们大多或是以书写农村而见称,或是以描绘战争显所长。生于山东德州市宁津县的郭澄清,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至1989年去世。中间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文坛荒芜岁月,后来又病卧在床,实际能够创作的时间不过20多年。他除了写出短篇小说四集,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刀记》《龙潭记》《决斗》《历史悲壮的回声》以及长诗《黑妻》等作品,还有未完成的历史人物小说《纪晓岚演义》,从中足见他创作的勤奋。后面几部作品就是他卧病期间写作的。其坚韧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他既写解放后的农村新生活,又写解放前的人民革命战争,是我国能够在这两个领域都写出成功作品的少数作家之一,也是在那个时代创作相当丰硕的作家之一。
《大刀记》无疑是郭澄清自己带有里程碑性的作品,也是我国文坛上反映抗日战争的具有史诗性的作品。它通过梁永生从草莽英雄到投身革命、率领大刀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传奇性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从被迫奋起抗日,到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过程。作品除细节的真实外,还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典型环境和许多典型的人物性格,把读者带进了充满特定时代气息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氛围中,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悲愤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这部小说构思宏阔,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质朴、明爽、清新,不仅再现了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广泛地描写了富于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民情风俗。作为政治小说、军事小说来读,固然惊心动魄,而从文化的角度去读,也每见赏心悦目。更为可贵的是,《大刀记》创作于“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岁月里,是作家避开现实,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来与当时控制文坛的“四人帮”相对抗的作品。因而,在出版社几经删改,方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才得以问世。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很多,在山东,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便是名作。而《大刀记》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传奇性也不下于《铁道游击队》。但当年由于出版在“四人帮”诬蔑的所谓“右倾翻案风”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反而蒙受种种迫害。这自然是历史一时的不公。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大刀记》共三卷,把过去删去的章节都恢复了,使读者能够从这个新的文本去认识郭澄清,实在是做了件大好事!
郭澄清同志的短篇小说过去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实际上,他当时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在描写农村的作家中也为很多读者称道。上世纪从50年代到60年代,赵树理、孙犁、沙汀、康濯、周立波、柳青、王汶石、马烽等固是农村题材创作的名手,而新起的李、浩然、郭澄清等正是这方面年富力强的新秀。而郭澄清大批描写农村的短篇小说多发表于1962年至1966年。那正是大跃进“浮夸风”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年代,农村人民公社改为三级所有制,生产队为基础的阶段。虽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但城乡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精神状态比较健康。郭澄清短篇小说写的多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新人新事,而且都是于平凡中见新颖,于普通劳动者中发掘新人品质的作品。他笔下的《黑掌柜》《公社书记》《马家店》《茶坊嫂》《孟琢磨》《蹩拉气》《嘟嘟奶奶》等作品中所写的主人公,莫不是爱社爱公、关心群众、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尽心为大家服务的具有或多或少社会主义新人品格的人物。郭澄清的短篇仿佛信笔写来,如生活本身那么朴实、鲜活和自然,实际上构思剪裁精当,叙事多姿多彩,语言充满泥土气息,却又精练而流畅,从中正足以见出作家的匠心。他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可贵还在于他几乎没有写什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说明作家从生活出发,而非从当时流行的思潮和创作模式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