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概念是东亚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核心概念,但这一简单事实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为人们所忽视,鲜有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谈及。
“文”的式微与现代性的理念(idea)息息相关。“现代”以及与此相关的理念登堂入室之际,也正是“文”这一核心概念黯淡无光之时。不独中国如此,邻国日本亦然。因此从“文”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知识分子史将为中国知识分子审视自己的思想史提供一种可能。
“文”究竟是什么?章学诚曾从训诂的角度解释一般意义上“文”的概念:“胡虔氏曰:‘文’字古有二训:‘依类象形谓之文’,此文字之‘文’也;‘青与赤谓之文’,‘五采备曰文’,此文质之‘文’也。其以文质之‘文’为赞美辞之美者,《易》之‘旨远辞文’,《左传》之‘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皆是也。则‘文’字乃虚字,不过与‘辞辑’、‘辞怿’之‘辑’‘怿’相等耳。魏、晋以来,以辞章为‘文’,不与辞字相属,竟作实字用矣,此亦徇俗而昧初义之失也。”(《文史通义》外篇,31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关于学科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划分,但这些划分之间未必历然可辨。如南北朝时宋明帝曾设儒玄文史四科。章太炎讨论“哲学”在中国学问中相应的研究领域时就曾提及此四科,曰:“南北朝号‘哲学’为‘玄学’,但当时‘玄’、‘儒’、‘史’、‘文’四者并称,‘玄学’别‘儒’而独立,也未可用以代‘哲学’”(《国学概论》,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章氏质疑的是近代学科制度中的“哲学”一词的正当性。清代则有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之分。戴震谓“义理即考核文章两者之源也”,未免有以“义理”傲视其余二科之嫌。然祖述其说的段玉裁则称:“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东原年谱补订》,见《戴震全书》第六卷,708页,黄山书社),此后曾国藩更将三科变成四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及《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也。”(《曾国藩治家全书》卷上《日记·问学》,岳麓书社)不过,戴氏的“义理”是建立在对曾氏“义理”(宋学)的批判之上。需要注意的是,按段氏的说法,戴氏将三科合为一事,而曾氏力主“阙一不可”,章氏也强调南北朝“‘玄’、‘儒’、‘史’、‘文’四者并称”,颇耐人寻味。
笔者在此强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伦理意义上的“文”将另文探讨)。方法论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与上述的训诂角度及学科史角度的“文”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却不无关联。它的关联至少表现在其语言学的属性上。须知,所谓知识分子思想史和文学史,无非是由语言建构的历史。其语言学属性具体体现在知识分子对理论体系的探求、对书写体的选择以及作为话语历史的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编织及冲突关系等方面。这里的“书写体”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批评家法兰克·伦特力奇亚在其《新批评之后》第四章中所言与个人化“文体”有别的,指一个时代的作家有一定共性、规则性、习惯性的整体要素(Frank Lentricchia:After the New Critic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二是德里达所言对应声音中心主义的“书写”概念。关于后者,笔者想指出,东亚思想史中未必有类似德里达力诋的形而上学传统语境中的声音中心主义,但在理论和经验意义上却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压抑“文”的概念的声音中心主义。这一点中日皆然,只是两者压抑“文”的语境同中有异。
因此,“文”的概念的重提意味着东亚思想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语境中的语言学转向。东亚近代学术体制源于西方近代学术体制,其中哲学雄踞群学之首,这一“哲学”以强调其与“文学”、“史学”之异而维持其众学之冠的地位(类似的划分前提也适用于近代意义上“文学”、“史学”的成立)。在西方,自尼采洞察哲学在修辞性等语言学性质上其实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学)并无二致之后,近代的学术体制开始遭到质疑。尼采的说法似显激进,但只有如此才能将学术史从形而上学堆砌的理念中解放出来。
其实,类似尼采的说法在东亚传统中可以说是常识,区别只在于两者的语境。如宋代的批评家陈(一一二七——一二○三)曾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文则》丙上卷)他将《易》、《诗》都视为“文”。既然视为“文”,就须诉诸修辞性。“文”的概念甚至有着更宽泛的内涵。《国语·郑语》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的正是作为事物本质的差异性以及尊重这一差异性的重要性。由后者可见,“文”的问题又是伦理问题。如《左传》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处之“文”不仅是近代学术制度中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文采”,更是语言与他者性这一伦理性的问题。在近代学术史上,不仅“文”,甚至“文”重要的派生概念“修辞”也被矮化。《易经·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的内涵在现代被抽而一空,即属此例——“修辞”这一东亚传统思想的重要概念被代之以近代学术意义上的基于分类、归纳方法论的狭义“修辞学”(亦即rhetoric的翻译词),与此相关联的,是修辞方法论从中日近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消失。“物相杂,故曰文”(《易经·系辞传》)显示的作为差异性原理的“文”,本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其开放的多元主义价值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但百年过后,我们却瞠目于一个无情的事实:东亚学术中的相当部分原来只是西方学术(尤其是形而上学传统)和一些排他性理念的冗长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