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可谓是其最具争论性的问题, 至今未争论出定论。争论者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不可考；一派则根据自己认为可靠的证据推算出成书年代。而各自推算年代又不相同, 原因是序中虽记载了复杂的成书过程却未记载确切的干支纪年, 给后人考证带来极大困难。陈森于序中说: “及秋试下第……两月间得卷十五……明年有粤西太守聘余为书记, 偕之粤……此书置之敝簏中八年之久……及居停回都, 又携余行……遂督余续此书……舟行凡七十日……共得十五卷……至都已七月中旬, 检出时文试帖等, 略一翻阅, 试事毕, 庸庸如故……有农部某氏, 十年前即见余始作之十五卷, 甚嗜之, 以为功已得半, 弃之可惜, 属余成之……余喜且惮, 于腊底拥炉挑灯, 发愤自勉, 五阅月而得三十卷。”这是整个成书过程的脉络。不知作者怎么了, 如此复杂、烦琐的过程却未记上一个干支纪年, 究竟是哪年的“秋试”, “明年”又是何年, 何时回都、何时竣工更是扑朔迷离。惟一可以参考的对其成书年代有确切记载的是清代杨懋建的《梦华琐簿》, 而恰恰是它引来更多的争议。其记载“《宝鉴》, 是年仅成前三十回, 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 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见其刊本。 戊辰九月掌生记”。“是年”是丁酉年, 道光十七年, 即1837年；“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 即1849年；“壬子” 是咸丰二年, 即1852年:“戊辰”为同治七年, 即1868年。按其所说《品花宝鉴》成书于1837—1849年, 且于1837年已成三十回, 相隔十二年之后又成三十回, 全书完成。先不说时间, 在过程上这显然与作者自序不符, 在作者自序中我们可知全书前十五卷和后四十五卷相隔十年完成, 而第十六至三十卷与第三十一至六十卷是前后两年完成的。
《梦华琐簿》的记载对后人影响很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赵景深(《品花宝鉴考证》)、张俊(《清代小说史》)等人均遵其说法, 而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 代表人物是周绍良, 其于《“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一文中提出《品花宝鉴》应成书于1825-1835年,全书完成时间整整提前了十四年。他的依据是陈森于《梅花梦》前所写的《梅花梦事说》中的一句“道光癸未余游京师”。“道光癸未” 是道光三年, 即1823年, 陈森自己说1823年客游京都, 清制的乡试又是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毋行, 八月举行, 九月放榜, 所以周绍良认为陈森自序中所说的“及秋试下第”中的“秋试”是道光乙酉年, 即1825年的秋试, 陈森又是秋试后的冬天开始写《品花宝鉴》,那也就是1825年冬开始写, 再按照其所记述的过程依次推算, 很自然就得出《品花宝鉴》成书于1825—1835年,与《梦华琐簿》相差甚远, 因此周绍良认为《梦华琐簿》中关于《品花宝鉴》成书年代的说法是错误的, 对后世毒害极大。周作人于《书房一角》中也对《梦华琐薄》提出了异议, 但他主要针对的是《梦华琐薄》所记载的前后三十回成书相隔十二年和杨懋建于“壬子见其刊本”, 在成书时间上的看法却与《梦华琐簿》出入不大, 认为是1837-1848年, 大致相同。周作人认为《品花宝鉴》应于己酉年, 即1849年刊刻, 因为他曾见过一部原刻的《品花宝鉴》, 题页后有长方框, 隶书三行云, 戊申年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 己酉六月工竣, 所以他认为《品花宝鉴》完成于1848年, 刊刻于1849年, 而丁酉年, 即1837年也有乡试, 对“秋试下第”一句也解释得通, 所以《品花宝鉴》作于1837—1848年, 于1849年刊刻。这又与作者的生年产生关联, 陈森在序中说于小说完成的前一年“四十余矣”, 且放弃了科举, 如小说是1848年完成, 那么作者的生年应为1802—1806年之间, 这样又比认为小说成于1825～1837年的学者所推算的陈森的生年为1790—1794年晚了十年。柳存仁于《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认为《品花宝鉴》成书于1835～1848 年, 他的观点、依据虽与周绍良基本一致, 但二者推算出的年代相差如此之大, 关键在于“及秋试下第”中的“秋试”是哪一年的秋试, 在没有发现更确凿的资料前很难作出定论。周绍良也深知秋试为何年的秋试是关键, 所以他说为梅花梦传奇作序的刘承笼就是《品花宝鉴·序》中陈森说“余前客都中, 馆于同里某比部宅”的“比部”, 这样两个时间就自然地接上了。
笔者就此问题虽暂时无法作出结论, 但对周绍良所推算的1825-1837年的成书时间存有几点疑问:
一、如按周绍良所说陈森1823年进京, 1825年秋试不中, 1826年赴粤西, 八年之后1834年返京再参加乡试, 又不中, 放弃科举: 那也就是说陈森一生仅参加过两次乡试, 分别是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 而且参加两次后便放弃了科举, 这对自视甚高且有着儒家正统思想、生活窘迫而欲求仕途的陈森来说较为可疑。
